“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是我的朋友，平民百姓也是我张大千的朋友”

在张心庆的记忆中，父亲一生都很尊重人，尤其尊重在他身边工作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裱画的师傅、为他定做衣服的裁缝，还是家里的雇工。“他常说，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善待自己。 ”

有一年，张大千在香港一家酒店下榻，为自己的画展作准备。酒店特意安排了两位年轻的茶房负责照顾他的起居。因为喜爱张大千的画，两位茶房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他求画。原本觉得张大千是大家，肯定希望渺茫，谁料想张大千听后便一口答应，还大笑道：“你们年轻人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画呢! ”说着，就铺开纸墨画了起来。

就在张大千作画期间，房里陆续聚集了许多客人。其中一位老先生看画看得入迷，还没等画家放下笔，便高喊着无论多少钱，都要买下。

张大千婉言拒绝说：“这画早已‘有主’了，我答应过要送给别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老先生实在想要，就和这画的主人私下商量吧。 ”随即指向两位小茶房。谁知老者见状生气地叫嚣道：“难道我还不如他们么? ”

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张大千这下有些愠怒了，语气顿时严厉了许多：“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是我的朋友，平民百姓也是我张大千的朋友。没有这两位小兄弟的悉心照料，我哪有时间专心作画?这画是我特意给他们聊表谢意的。 ”

“像这样为普通百姓赠画的故事还很多。父亲曾在青城山的山腰上为给他抬滑竿的竿夫画过素描，也给茶餐厅里推点心车的女招待赠过画，还曾为讨一个四川老乡做油条的秘方而用画作交换。 ”在女儿眼中，父亲张大千虽然以画谋生，但他重情谊，从不吝啬，平民百姓只要喜欢他的画，向他开口，他都一视同仁，不取分文。

父亲是 “世界上最富的穷人”

“张大千是国画大师，一定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了。你既然是他的女儿，多的不说，他的画总有两三幅吧? ”不知从何时起，“遗产”成了张心庆无论到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

开始张心庆还耐心地对别人解释，现在她手上没有一幅父亲的遗作，就是个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但是大多数人听了都不相信。后来，每当面对这种追问时，张心庆都含笑不语。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心庆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父亲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张心庆觉得，这是对父亲最贴切的评价。

张心庆记得，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张大千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但奇怪的是，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张大千也被朋友们戏称为“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常常囊中羞涩，负债累累，经常是借了还，还了借。

张大千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张大千除了供养一大家人，慷慨帮助亲朋好友以外，大部分的钱都用来购买古画。

“父亲特别喜欢古代艺术大家，如石涛、朱耷、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买来后就不断地钻研、临摹，提高自己的艺术造诣。渐渐地，他成了一名古画收藏家和鉴定家。 ”

“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在张心庆的记忆中，父亲永远将艺术放在第一位。

正是由于张大千研究透了古人的创作技法，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发明了泼墨、泼彩的创作技法，师古不泥，化之为我，才真正地成为了一名博古通今、自成一体的大家。

据张心庆介绍，1952年张大千离开香港侨居海外，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张大千却把身边最珍贵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万壑松风图》以及一批敦煌卷子、古代书画等珍贵文物，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一位朋友，使这些国宝留在了大陆。当时美国人也出高价要买。张大千说：“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让后人谴责，我虽不能流芳千古，但绝不做遗臭万年的事情。 ”

1954年，张心庆的母亲又将丈夫在敦煌临摹的279幅壁画全部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获得了远在海外的丈夫的支持，直称妻子做得很对。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他把自己生前留下的许多古画和古籍，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他的住所“摩耶精舍”也一并捐赠了。

“我始终认为爸爸对我们的爱、对家庭的爱只是‘小爱’，他对别人、对国家的爱才是‘大爱’。这‘大爱’里，有父亲宽广的情怀。他不仅仅属于我们，他更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张心庆感叹道。

以宽广的胸怀爱万物，以宽厚感恩的心待世人，这是最值钱的遗产

“我的子女很多，在所有孩子中，你最老实、最憨厚，说句不好听的，你最笨、最傻，所以爸爸也最担心你。爸爸又怎么会不爱你? ”这是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的一段话。

小时候，父亲总是称心庆“莽女”，因为在姊妹中她最憨直，然而张心庆善良直爽的性格又是最像父亲的。

自从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后，张心庆和父亲聚少离多。直到1983年父亲在台北去世，这数十年间，心庆和父亲也只见过一次面。就连父亲过世时，她也未能前往见上最后一面。

在张心庆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国画是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不可能常常想着她。但是，张心庆没有想到，父亲在晚年最牵挂的竟然还是她。

1982年，张心庆作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时，休息期间突然有一个人来看望她，说是受台北的大千先生委托。张心庆知道，父亲委托要看望的人很多，但父亲交待来人，其他人可以不去看，但张心庆必须替他找到。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足轻重、不懂事的傻丫头，但没想到父亲是那样地疼我，牵挂我。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

虽然，晚年的张心庆手中没有一幅张大千的真迹，也没有外人想像的那样，借着张大千的遗产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在简朴的生活中，在静心撰写父亲的回忆录中，张心庆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

她在《给天堂里爸爸的信》一文中写道：“一个人没有开阔的心胸，怎画得出雄伟壮丽的山河;不喜爱动物飞禽，怎画得出奔腾的骏马，可爱的小鸟;不热爱大自然，怎画得出参天的大树，美丽的花朵……父亲以宽广的胸怀爱世界上的万物，以一颗宽厚感恩的心对待世界上的人。爸爸，这些才是您留给我的最最值钱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