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许多年轻摄影师是读着顾铮的摄影专著成长起来的，也以能被他“策展”为荣。被顾铮“染指”的摄影家多达五六十位，几乎将中国当代摄影界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

顾铮 1959年生于上海，因喜爱摄影，技校毕业后进入中国最早的海鸥照相机厂组装相机长达10年。80年代中后期成为民间摄影团体“北河盟”成员，宣布“以谁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认识谁都面临的世界”。1991年赴日留学，攻读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专业。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已出版《观念的街头》、《城市表情：19世纪至21世纪的都市摄影》等十余部摄影专著，既是声誉鹊起的摄影评论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影展策展人，首届亚洲摄影双年展(韩国汉城)，以及首届广州摄影双年展等重要摄影展都出自他手。

顾铮走在街头，随身背着的大书包里携一只佳能S90，轻便小巧的数码机，没有专业摄影家长枪短炮的派头--他的肩膀和颈椎受不了重负，而且，从心理上，他抗拒过于仪式化的创作姿态。“摄影应该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带的相机就像是作家的小本子，随手记录点什么。”

莫干山50号的全摄影画廊正在展出顾铮与阿兰·朱利安(Alain Jullien)的“对策”，两个优秀摄影策展人互“策”对方作品，三十来张黑白照片静静地挂在那里。阿兰是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创办者之一，据说马克·吕布是他舅舅，不过，顾铮一直也没想起来要向阿兰当面求证此事。“看顾铮的照片总让我联想起爵士乐。”阿兰说。阿兰那些画面充满张力与冲突的作品仿佛一连串鼓点，相比之下，顾铮的“爵士乐”太平淡了，他的幽默藏在无表情之后，连节奏都是隐形的。

相机厂被“帝国主义”打垮了

最早接触到相机，是在同学家里，当时相机是报社记者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权。最初，这些中学里的孩子只是互拍合影，后来合影不过瘾了，索性把同学父亲“文革”前的肩章制服、大檐帽穿戴上，化了妆，拍摄设计情节的剧照。有一次，顾铮化了妆在同学家里拍摄，拍“戏”时间长了点，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同学家里不管饭，只得顶着满脸油彩，一路低着头冲回了家。

为了更方便把玩相机，中学毕业后，顾铮干脆进了照相机厂工作。“那是中国最早的照相机厂，先是生产海鸥，后来还生产引进的美能达，厂址在松江，现在已经没有了，被帝国主义打垮了。”10年里，他动手组装了无数台相机。

“‘文革’时期，《苏联画报》是我家中能够看到的不多的几种杂志之一。”当时生活条件很差，《苏联画报》上的食物照片太鲜明太丰美，顾铮的妹妹用手狠劲地抓着翻开的画报，想把图片上的美食抓起来送进嘴里。

未来的大多数

经历过精神和物质双重饥荒的时代，一切资讯都显得弥足珍贵。到了80年代后期，台湾摄影家阮义忠所写的介绍西方现当代摄影的两本书--《20位人性大师》、《17位影像新锐》，在内地受到了如饥似渴的欢迎。

全新的摄影理念和叙述方式，催生了活跃的民间摄影组织。“北河盟”最初的成员不过十人，名字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提出来的，据说灵感源自张抗抗的小说《北极光》。

“北河盟”决非独有现象。“八五美术新潮运动”、“星星画会”、《今天》……几乎都出现在同一时间，艺术的各个领域不约而同发出了要求自主与独立思考的声音。

“我们都对传统宣传意味的摄影比较反感，对唯美的花花草草的摄影也比较反感，社会变动开始剧烈，摄影能否反映个人的感受?”顾铮起草了北河盟第一个展览的前言，宣称要“在黑白中寻找色彩，在静止中寻找运动，在局部中寻找整体，在生命中寻找宇宙，在瞬间中寻找永恒”。这是顾铮“个人策展史”上迈出的第一步。

他们的展览遭到了上海摄影家协会领导的反对，但协会理论研究室的朱钟华老先生来看展览，并在留言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是今天的少数，但是将来的多数”。
直到现在，顾铮还是不喜欢明信片式的风光摄影，并拥护杜尚的那句箴言--“愉悦视网膜的艺术是所有美学形式中等级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