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治疗”对精神病人的是否真的有效果?

在郭海平艺术疗程中效果最为明显的，往往是那些入院不久、服药不长的新病人，只有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欲望还没有受到药物的侵害，有的病人画到一半就感觉疲惫，倒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

郭海平发现很多病人一旦拿起笔，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在创作中，他们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完全没有障碍。这和他们平时那种谦卑和不自信的状态判若两人。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艺术让他们脱离了现实困境，获得了一种自由。

“艺术治疗”会对一些病人起到缓解作用。郭海平以张玉宝为例，两个月后，张玉宝的站立和行走姿态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他笔下的内容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逐渐远离了“被铁丝缠绕的儿童”、“困兽”、“畸形”这样的主题，转而反映“游泳”、“公园”这样的现实生活，同时人物个体越来越细小。

张玉宝最显著的变化是精神状态的好转，如郭海平刚见到他时，他的姿态整个是蜷缩的，看什么都像是在偷窥似的，这种情景十分令人心酸，尤其在他的艺术天赋显露之后，郭海平常常感到自己喘不过气来，至今仍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后来郭海平每天都让他来画室画画，尽可能都给他一些照顾，同时还建议医生减了他1/3的药，没隔几天，他很快就变得昂首挺胸起来，而且目光也由原来的窥视转变成了一种自信的审视，其作品中的人物图像也由原来蚂蚁般的大小立刻被他放大了很多倍，有一次他竟画了一幅八面正反交错在一起的《旗帜》作品，非常精彩和神奇，他的思维变得主动积极了，甚至拥有了很强的思辨批判色彩。

3个月的“住院”实践，让郭海平经由艺术的方式，对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开始有了一个直观和粗浅的了解。从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离开后，郭海平和王玉医生花了10个月时间把病房中11个病人的艺术实验写成报告，祖堂山精神病院医生王玉在朋友聂鹰资助下，合作出版《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一书。

在《癫狂的艺术》里，郭海平从艺术角度分析病人的图画，而王玉从医学角度讲述病人的故事和病史。

对于“疯癫”两字，郭海平认为那是两种状态，“疯”是狂躁，而“癫”是紧张，通过绘画看到的不是他们疯狂的极端状态，而是心理状态的一种肌理。而王玉的医学称呼则是“精神病患者”。在王玉看来，精神病人达到了艺术家求之不得的状态。

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画一个站在椅子上的人，之后擦掉椅子，把两条手臂画成翅膀。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愉快的微笑。这些在医学上看起来是精神分裂特有的傻笑，在王玉看来却是一种愉快的内心体验，那种表情正常人无法伪装。

自从离开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创办一所民间原生艺术中心就成了郭海平脑海中的一个梦想。如何让精神病人有独立的创作空间，让他们靠创作养活自己，通过作品让人们从鄙视和恐惧他们，变为理解和尊敬他们。这才有了本文开头他为原形艺术中心呼吁奔走的一幕。

读书，是抵御杂质干扰的武器

如今的郭海平是个非常正常的艺术家，画画、办展览、写书、开很文艺的咖啡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不爱读书的叛逆青年。

1986年，他和南京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一起搞了一场名为“晒太阳”的艺术活动，活动本身很成功，但最后却发现他们想传达的精神和观念，全部被媒体误读了。郭海平觉得，媒体所写的都不是他们的本意，他深刻感受到文字是一种权利，“一个想传播自己的精神理念的人，如果缺少了文字这个媒介，难度就会很大。”自从“晒太阳”事件以后，郭海平去上了夜大，学了中文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郭海平和一帮朋友决定经广州偷渡到香港，到了广州之后，兜里就剩下了几块钱，每天都在挨饿前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郭海平花了一两块钱买了一本《高尔基传》。郭海平回忆起当时买书的行为，犹如一个神圣的仪式。他将书郑重地放在挎包里，继续上路立刻感到似乎吸取了力量——那个年代对知识的崇敬和渴望是如此强烈。偷渡当然没有成功，更荒诞的是这本书最后也没有读，买书的那一举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意义。

这些年，郭海平一直关注精神病人与艺术这一领域，开始逐渐接触医学书，特别是精神医学方面的书，这其中包括《剑桥医学史》、《疯癫与文明》、《再造病人》、《当中医遇上西医》等书。郭海平认为，即使是人文学者也有必要去接触医学，因为医学对人生命的干预非常直接而强烈。弗洛伊德、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都与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艺术家当中也有达明·赫斯特这样医科出身的精英。

未来，他说自己一方面会继续读书、写作，另一方面有创办“民营的精神艺术疗养院”的想法。精神病人们根据病情轻重，有各自的活动空间，没有蓝白条病号服，没有病人这个称呼，精神康复机构对所有人开放。

“精神病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人最真实的原型。而精神艺术疗养院，便是为了提供体验的平台，试图远离是非、善恶和美丑这些常规文化价值的判断。”而他将继续“看病”，继续“找药”，继续创作艺术，“直到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好心好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