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渴望站在高点，坚持对心中的不可言说进行言说，哪怕应者寥寥。脚下是自己能见到璀璨的霓虹灯光。

张培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对抗主流：主流的美术创作、艺术教育、审美，甚至主流的系统意识，却不经意间被“主流们”推向前台：作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作为最早进入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作为首个在美院尝试开辟新媒体系的艺术家。

“我一直没把自己当主流，更不想把自己的创作当作进入主流的一种交换。”张培力如是说。7月16日起，“确切的快感——张培力回顾展”将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

非主流的美院系主任

张培力非主流意识，源自他当年弄的一个名为《30*30》的录像艺术作品。1988年，主修绘画的他在杭州海关借了台小摄像机，拍摄了一部时长3个小时的片子：一个人反复地将一块玻璃打碎、粘合。这部片子在日后被称为中国的第一部“video art”(录像艺术)。

事实上，即使用今日的审美眼光，也没有人能在这个近乎痴狂的动作影像前站立3个小时将之欣赏完毕。但是张培力当年偶然地抓住了那个瞬间：相比架上绘画的静态表现，录像艺术是动态的艺术呈现。

这样的意识迫使他放弃了业已成熟的绘画技巧，乃至成为今日知名商业艺术家的可能。他的昔日同窗王广义，已经成为最“昂贵”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其实我想要呈现的就是时间本身，后来我知道安迪·沃霍尔，有个作品是拍摄了一个人睡了6小时觉，效果是一样的，时间就是内容，反过来内容就是时间。这是绘画所不存在的东西，绘画是静止的。”张培力说道。

自那以后，张培力跟“非主流”越走越近。1995年起，他完全放弃了绘画，专职成为录像艺术家。在那种中国艺术家群体落魄、不被认可的年代里，他成为边缘中的边缘。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选择与坚持，从另一种角度佐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样性。张培力突然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日本福冈美术馆等机构广泛收藏。并作为第一批中国艺术家，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那是被称为世界艺术殿堂的地方。

于是，张培力的身份开始被广泛提及和尊敬，而作为中国美院新媒体系的缔造者，强化了他成为主流系统内的一分子。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儿有点奇怪。

“我没办法享受进入主流系统的感受，艺术学院里缺少的是自由的空气，而我又不想为这些利益得失做交换，我是一个自由散漫惯的人，你要跟整个系统打交道，很多事情你身不由己，现在我的一个结论是，它是换汤不换药的。这个系统如果不变，加多少新的学科都白搭。”张培力说。

对于艺术教育上的非主流和去标准化尝试，张培力明显不乐观。如今，“新媒体系”被收编消失，“系主任”张培力成为“副主任”。他在鼓励他的第一届毕业生时，这样说道：“我们警惕教学的对象变成工具的工具，我们极力使学生在教学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感到愉悦。”

反对矫饰、做作的创作

正是张培力的身体力行，把国外早已流行的新媒体艺术逐渐纳入中国的主流艺术当中，但那并不是他个人的愿望。他对于这种主流的创作，一直抱以怀疑的态度。

“(上世纪)80年代那会特别出名的四川画派，抒情、散文似的绘画泛滥，在今天看来，它就是行画。四川的画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壳，看上去很有文化。唯一积极的意义就是对‘文革’的反驳，但在我看来，这是从一种虚假到了另一种虚假。尤其是画西藏之类的，内容上是虚假的，在形式语言上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还有一些画家，住的是五星级的宾馆，拍些照片、画些素描，就以为抓住了实质？”张培力说道。

在张培力看来，艺术的表现，不应是生活很具体的还原，他排斥纯感性的东西，又抵触刻意的理性。他警惕自己的作品跟当年的四川画派一样矫饰、做作。知道什么不应该去做，那么正确的道路也许就能显现出来。

比如展览中的作品《试行的口号》，以正式、标准化的口吻，构成一句类似政治口号的标语，用中英文标语做成巨大的灯箱：“让出轨的念头合理化、规范化、具体化。”比如他的《窗外的风景》，是在展览现场用投影打出与真实存在于现场的一扇窗户的大小、形状完全一样，并与其正面相对的另一扇窗户，通过投影的这扇“虚拟的窗户”看到“真实的窗户”外拍摄的天气变化。

“艺术往往是对不可言说的言说。今天的艺术家，面对作品、使命时，越来越无能了。他们无法判断，选择材料、选择题材的意义在哪里。我喜欢别人看到我的作品，也许不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却会评价说‘作品中流露出的是中国的经验，而不是西方的’。”他说。

张培力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走陌生的路，把杭州所有陌生的路都走一遍，或者沿着铁路走，带着好奇心、新鲜感、漫不经心的状态。他一直觉得这样的状态很好。摄影记者/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