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 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 影像

见到陈界仁之前，我观看了他在“瑞信·2011今日艺术奖入围展”中展出的他一如以往的肃穆、缓慢又主旨犀利的电影《加工厂》和《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这会让人自然联想到一个深沉、寡言甚至有点孤傲乖张的陈界仁。然而一见面，这种印象被这个平和、宽容、开朗、幽默的陈界仁打消了。这样的反差在开始时让人有点不适应，但在访谈的逐渐进行中，在对陈界仁的逐步了解中，我理解了艺术家其人同其作品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根本在于他对生命的关爱和对自由的理解。由此生发出的，是他对台湾底层民众生活现实的同情与关注，这是他所有的观念与作品的情感出发点。

对生命的极度关爱

陈界仁的作品从形式上看是冷的，他所有影像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冷静的眼神和表情，并且行动极为缓慢。这种表情与动作的搭配，带来的是持续隐而不发的压抑，压抑的是出离的愤怒。电影《加工厂》取材于台湾发生的一起恶性关厂事件，由于资方已先脱产并于国外另设工厂，而在服装加工厂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女工，瞬间失去了工作和其应得的退休金与资遣费。事件发生在影片拍摄的七年前，陈界仁从事工人运动的友人曾帮忙组织女工们团结起来，向资方和政府争取其应得的权益，在漫长的抗争过程中，女工们甚至通过拦截火车、高速公路等行动，希望唤起政府和社会大众对失业劳工问题的关注，女工们并为此背负了“危害公共安全罪”，但“运动过了高峰期就很容易失去媒体的关注，当媒体不再报导后，失业劳工的困境，彷佛就不存在于当代社会”。怀着对这些失业劳工困境的感同身受，2003年在与女工们熟识约一年后，陈界仁决定拍摄《加工厂》，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她们的处境，而这也是全球劳工都会遭遇到的相似命运。

开始陈界仁曾考虑采用纪录片的形式，但后来他觉得大众不是在认识上不了解资方对劳工的剥削，而在于“感同身受”的缺失，所以他想做的是如何把“感同身受”的“情感性”经验，通过影片与观众的感性重新连结起来。女工们大部分都住在加工厂周围，于是陈界仁想到邀请她们重回加工厂内，拍摄她们“工作”时的状态。“虽然大家都知道，台湾过去三十年作为世界工厂的历史，但怎样把生产线工人枯燥、苦闷的生命经验与工作状态，传达给未曾在加工厂工作过的人，尤其是年轻世代？那只有将‘记忆’通过拍摄行动去‘重现’出来。”陈界仁说。

在限制中开启想象力

在陈界仁拍摄的过程中，很多想法往往是在限制中产生出来的，限制激发了人的想象力，更激发人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加工厂》拍摄的限制之一在于，厂房虽然存在，但依然属于资方的资产，大门紧锁，有管理员负责看守。好在管理员被陈界仁的真诚所感染，同意打开工厂大门让他们入内拍摄，管理员甚至帮助他们，以工人在工厂前抗争为由，挡住了要回厂房查看的工厂老板。

由于女工们希望以“沉默”的方式表达她们当下的处境，所以陈界仁并没有预先写好“剧本”，而是邀请已七年未曾工作的女工们重回工厂内“工作”，他与工作人员每天与女工们一起“上班”，体会女工们工作时的身体、心理与神情的细微状态：“我们每天一起去上班，中午休息、聊天、午睡，五点半下班。由于之前我们已相识约一年的时间，共同上班一星期后，我们才正式拍片，每天慢慢做，在这中间逐渐发展。这就像把诸众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场新的社会关系的实验。”

影片中打动无数人的，是年迈的女工努力着试图把线穿过针孔的一幕，时间长达3分钟。这是真实的，就在她们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整整20分钟里，所有女工因为眼睛老花的关系，都无法把线穿过去，却执拗地一定要坚持自己做，陈界仁后来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曾经在一台台缝纫机上经历了苦闷、辛劳的30年岁月，她们对这种工作的记忆和情感是极其复杂的。以往所有的忍耐，除了维持生活外，不过是为了年老时享有一份微薄的退休金，当这份权利被剥夺后，此刻重回厂房，她们要将针线穿过针孔的执着是为什么？那是她们对自己身为服装工人长期磨练出的专业技术的一份骄傲，是她们在镜头前认真工作一如往常的坚定，是她们要冲破不公命运的藩篱获得应有权利的笃信……虽然没有人说一句台词，但这一切都在真实的镜头里诉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