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1470-1523）行书自作诗纸本手卷  29.5×261cm

北京匡时2011年秋季拍卖会将推出一件唐伯虎的真迹，据悉，这是目前市场所见唯一一件来源可靠的唐寅精品。

唐寅真迹流传于市场甚少，可谓凤毛麟角。“吴门画派”专场中唐寅《自书诗卷》曾几度出版，早在民国年间就由作品收藏者、汉军正蓝旗赵尔莘在所刊《五朝墨迹》中作为单行本出版；文革期间此卷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8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博单位书画巡回鉴定时，经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久庵、杨仁恺等五位专家一致认可，并选定出版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故宫博物院藏品部分；八十年代后期作品退回原主，2000年长虹出版社又将其出版在由徐邦达等专家作顾问的《中国行书观止》一书中。数次出版表明此卷是经过权威专家认定的、受到世人珍视的一件真迹，可谓市场唯一一件来源可靠的唐寅精品。

唐寅《自书诗卷》内容和风格鉴析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单国强

唐寅是妇孺皆知的明代著名画家和才子，流传的书画作品历来为世所重，然赝品极多，真迹又大部分进入公家博物馆，故流传于社会的真品甚为罕见，可谓凤毛麟角。近来却出现了一件唐寅书法作品，即《自书诗卷》，为世人所瞩目。因为此卷曾几度出版，最早是民国年间，由作品收藏者、汉军正蓝旗赵尔莘先生在所刊《五朝墨迹》(附图1)中作为单行本出版；文革期间此卷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8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博单位书画巡回鉴定时，经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久庵、杨仁恺等五位专家一致认可，并选定出版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附图2)第一册故宫博物院藏品部分；八十年代后期作品退回原主，2000年长虹出版社又将其出版在由徐邦达等专家作顾问的《中国行书观止》一书中。数次出版表明此卷是经过权威专家认定的、受到世人珍视的一件真迹。然出版物毕竟是旁证材料，要最后确定其属真迹并洞悉其价值，还需要对其主要依据(即作品本身的艺术风格)和辅助依据(即题跋、印章、材质、装裱诸因素)作一番认真鉴析，结论才有充分根据和说服力。

出版：1、清末赵尔莘编《五朝墨迹·明唐六如自书诗墨迹》(单行本)。

2、《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P9，京1-016，文物出版社，1986年。

3、《中国行书观止》P35，长虹出版公司，2000年。

4、《明清书法遗珍》P30-32，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著录：1、何大成辑《唐伯虎集·游宴》，万历壬辰年刻本。

2、何大成辑《伯虎外编·卷之一》，万历丁未年刻本。

3、《唐伯虎全集·卷一·七言古诗》P11、P13，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

4、《唐伯虎诗文书画全集·诗文卷·卷一》P322、P348，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

备注：1、赵尔莘旧藏并题跋。

2、原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革后退还。

此卷为纸本墨笔，本幅纵29.5厘米，横261厘米，行书写七言诗数首，署款“吴郡唐寅书似云庄老兄”，未署年款，钤印“南京解元”(附图3)朱长方、“逃禅仙吏”(附图4)朱方两印。后纸有收藏者赵尔莘题跋。鉴析主要依据当从书写内容和书法风格两方面着手，辅助依据则指题跋、印章等方面。

作品所书内容主要是自作的两首诗，即“花下酌酒歌”和“席上答王履吉”，两诗均见于《唐伯虎全集》卷一(附图5)。(注①)对照《全集》所录两诗，书写均不全，字句也有所出入。卷中的《花下酌酒歌》，首句“花前人是去年人”，为全诗中的第七句，且末字“人”，原诗作“身”；第三句“明日花开又一枝”，原诗是“昨日花开又谢枝”，两字有异；第四句“明日来看又是谁？”原诗“又”作“知”；第六句“今日明年谁得知？”为此诗最后一句，然原诗后面还有八句一阙，看来诗未全写。另一首《席上答王履吉》，书写首句为“面面前斟酒酒未寒”，原诗却是第七句，且所衍“面”字未点删；第五句“但恨人心不如古”，原诗为“但恨今人不如古”，其中“人”字为后补，但字句还是不对；第九句“庸庸碌碌我何奇”，属末句，之后为另一首诗，然原诗还有最后一句“有酒与君斟酌之”，此句却挪到下一首去了，可见书此诗也是节录。至于第三首诗，似乎是当场发挥、作与云庄老兄的箴规之诗，故未见《唐伯虎全集》入录。对照之下，两诗均未写全，作为节录这是可以的，但有很多字句互有出入，这又作何解释呢？其原由之一，当是背诵书写，又是自作诗，故个别字句有出入或改动，本人也无所谓，况且唐寅个性狂放不羁，自由随意，经常会写错或改动字句。另有一例可证，即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扇面(注②)，书写的也是《花下酌酒歌》，虽全诗抄录，然个别字句亦有出入，如第二句中“高歌”，原诗为“山歌”；第六句中“成秋草”，原诗为“随秋草”，此扇作行楷，写得比较工整，看来其时态度比较严谨，然也出现了两处差异，可见唐寅书写自作诗是很随意的，倘是临仿之作断不会如此妄加改动。原因之二，极可能是酒后挥毫，随兴而写，因最后一首当场所作的《箴规诗》中，多处提到喝酒，如“有酒与君斟酌之，君今既许我为友，对酒彼此相箴规，倘不相规惟饮酒，”直是以酒会友。酒酣摘写自作诗，必然会有漏、重、错、改等情况，而且三首诗连缀一气，不隔行，不留空，看来酒已经过量了；从书法风貌淋漓酣畅、不计工拙、融合诸家、一气呵成等情况分析，也当是酒后之作。因此，考析书写内容，多处与原诗有出入，恰恰证明这是真迹，是与唐寅狂放的个性、酒后的状态相吻合的。

再从书法风格方面鉴析。唐寅的书法不及绘画、诗文出名，但天分也极高。他的书风不离赵孟俯的影子，故王世贞在《州山人稿》中评议：“伯虎书入吴兴堂庙，差薄弱耳。”其实，唐寅的书法与绘画一样，均注意广涉诸家、融会贯通，面貌也很多样，只是享年不永，尚未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境界。依据文献记载和存世作品，他曾泛学赵孟俯、李邕、颜真卿、米芾各家，并在不同时期呈不同侧重，从而形成不断变化的阶段面貌。大体上说，其书风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30岁以前，他居住家乡苏州，与同年龄的文徵明交善，甚受文氏影响，故两人书画均很接近，唐寅20余岁所绘《黄茅渚小景图卷》(上海博物馆藏)，湖石、平坡、树丛均极似文氏细笔；书法亦俱从赵孟俯入手，均结体端丽，用笔秀润，唐寅的《高人深隐图》(注③)上款字，就极似文徵明。第二时期是30岁至36岁，唐寅科场被黜，妻子离异，无奈藉诗文、书画谋生，其时书法上追唐人，力求规范，尤宗尚颜真卿的楷书，用笔凝重，圆硕多肉，结体偏于长方，雄强茂密，点画横细竖粗，并吸纳隶法，横笔收尾似“蚕头”，捺笔收笔中途之顿近“燕尾”，极富力度，如唐寅作于弘治乙丑(1505年)36岁时的《落花诗册》(注④)。第三时期是37岁至45岁，唐寅正值壮年，居住在世外桃源的桃花庵，专心从事自由自在的诗文书画创作，生活自得，创作也达到顶峰。其时书法重又归返赵孟俯，并上追唐代李邕，遂形成了自身的成熟风貌，以结体俊美婉媚、用笔娟秀流转的赵体为根基，并融入了李邕斜长的字姿、有力的笔法和生动的布势，于秀润中见遒劲，端美中见灵动。这类风格作品甚多，如作于正德元年(1506年)37岁的《七言律诗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附图6)、30余岁的《山路松声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和《行书三绝卷》(丁念先藏)等作品，均呈赵孟俯与李邕相融合的面貌。第四时期是46岁至54岁去世，已属唐寅晚年，自45岁从江西宁王处装疯逃回，他进一步看透了世事，思想更加消沉，行为也更颓放，书法亦变为率意，并吸取了米芾求意取势的书风，用笔迅捷而劲健，沉着而痛快，八面出锋，率真自如，追求力量、速度和韵味；同时又融诸家笔法于一体，使结体、用笔均富于变化，并达到了挥洒自如、神机流走的境地。代表作品有50岁以后作的《西洲话旧图轴》(附图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款题、《看泉听风图轴》(南京博物院藏)上款题等。

此件《自书诗卷》当是唐寅晚年第四时期之作，因所钤“逃禅仙吏”一印为其从南昌宁王处脱身归里以后所刻，同时所写两诗亦属晚年之作，内容充满了淡泊功利、看破人生、心灰意冷、借酒浇愁的感慨和思绪。书法风格亦吻合此时期吸取米芾之长、揉合各体的面貌，尤其与书写内容佯放清狂的诗文或题画诗相一致。此卷共33行178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三首诗连缀下来，连分割都不顾及。下笔如飞，不假思索，接连出现了错字、重字、漏字和改字。用笔和结体均极富变化，有秀润端丽如赵体者，象“为”等字；有清遒、果敢如李邕者，象“看”、“庄”等字；有粗细得宜、“蚕头燕尾”如颜体者，象“面”、“之”等字；有纵肆欹侧如米字者，象“沧浪”、“庸碌”、“我”、“规”等字。总体风格呈现快速、力度、率意、变幻的特色，而甚少赵体平和、柔婉、妩媚的意趣，如后纸赵尔莘题跋所评：“今观此书纵恣处间用米老笔意，气味纯厚，绝无薄弱之弊，当是晚年得意书也。”这种书风也与慨以当糠、把酒当歌的诗文内容结合得十分完美。因此，从艺术风格鉴析，此卷亦当属唐寅晚年真迹。

至于辅助依据方面，唐寅自钤两印“南京解元”和“逃禅仙吏”，与上海博物馆所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唐寅”条第63、58印相吻合，可证属真。后纸赵尔莘题跋也不会假，因为他是此卷收藏者，民国年间特意出版过单行本。

综合上述对主要依据、辅助依据和旁证材料的鉴析和介绍，本卷属唐寅真迹当无疑问。在唐寅传世作品较少、书法墨迹罕见、大量赝品又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这件书法长卷真迹的出现，实属难得，弥足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