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你能看到已经泛黄的末代皇帝退位诏书，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使用的话筒，以及杨利伟在“神舟五号”飞行于太空时所用的圆珠笔。

不仅如此，你还能看到“让全世界女人都疯狂尖叫”的路易威登限量版手提包。

这款印满红色樱桃的女士手包，只是名为“路易威登艺术时空之旅”的展览近200件展品中的一件。这是路易威登创办157年历史上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家博物馆第一次举办品牌类设计展。

“时代不一样了！”一位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老人感叹。2003年，正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年3月初，经过4年、耗资25亿元的扩建工程，堪称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国家博物馆新馆首次对公众开放。

在这座被现任馆长吕章申比喻为“中国的祖庙”和“历史文化的最高殿堂”的地方，人们习惯于看到“革命斗争的面孔”和“改革开放的表情”，却还是第一次尝到“奢侈品的滋味”。正如一面镜子，这座国家级博物馆的近百年历史，照出中国百年形象的变迁。

建国之初的博物馆大都沿袭了前苏联模式，意识形态味道很深，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使命

当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2年成立时，路易威登早已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907年，一支从巴黎出发的探险队穿越戈壁沙漠，在零下35摄氏度的严寒中携带路易威登旅行箱抵达北京。探险家们可能无法想象，100多年后，这些印着“LV”标志的箱包会进入象征这个国家面孔的最高级别博物馆。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一天，曾经属于中华民国的“国立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苏东海看来，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博物馆的创办目的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博物馆大都沿袭了前苏联模式，“意识形态味道很浓”，“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使命”。

如今，这位84岁的老人已退休在家。在他位于前门的家中，从客厅的一扇窗望出去，正是修葺一新的国家博物馆。在这个存放着土改运动照片、红卫兵小报、十一届三中全会记录的地方，开始摆上了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后用过的旅行箱、存放世界名琴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琴箱和世界第一款床箱等路易威登品牌的罕见藏品。

5月底，在“路易威登艺术时空之旅”的开幕仪式上，明星、名模、综艺节目主持人等时尚界名流逐个走过红地毯。这样“星光熠熠”的场景在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时代，简直难以想象。“那时别提路易威登了，连国外的展品都很少。”一位当事人回忆，“老国博”只展出过南斯拉夫“人民英雄”铁托、第一个采访陕甘宁边区的西方记者斯诺等人的“红色展览”。

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不同于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现中国古代史，革命博物馆主要展现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这一年的3月，为了配合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还举办了“美蒋特务大屠杀展览”。

这座以政治教育为第一功能的博物馆，收藏有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杀害刘胡兰的铡刀，以及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些革命文物都是以“中央政府政务院”的名义，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包括陈列在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鼎也是从河南调来的。不过，这个因出现在小学课本而为人熟知的青铜器，“最初是看中了它大，具有标杆意义，艺术性是其次考虑的”。

“农民起义并不好用实物展示，因为大都被镇压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所以只能虚配，找一些后人想象的画作等，比如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黄巢，只能找一张传说中殉难地点的照片放上去。”一位当事人回忆说。

1958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北戴河会议决定，在规划中的天安门广场东侧，也就是人民大会堂对面，兴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为建新馆，中央设立了一个以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为组长的建馆领导小组和以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主任的建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年后，陈列经中央书记处审查后，认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突出，陈列的展线过长，气势不够，没有批准对外开放。中央又组建了以陆定一和康生为首的新的建馆领导小组，并提出了“突出红线、大事不漏、增强气势、缩短展线”的16字方针，“红线”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

“有时，为了突出‘红线’，经常是没有的东西做也要做一个出来。”苏东海说。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革命史陈列”由邓小平亲自审定拍板，于196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亲自题写了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