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记录的中国变化：广告代替了领袖画像

　　1976年4月5日，他在北京碰上了天安门广场前发生的中国民众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勇敢地孤身背着3个相机冲进人群，他唯一的想法是把看到的拍下来，“那时好多人把我围起来，大家都认为我是苏联间谍，把我打倒在地”。　　1976年4月，在毛泽东去世前5个月，《汉堡晨报》记者马庭·库摩(MartinKummer)来到中国，他亲身体验了中国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　　1976年，坐在故宫雕龙栏杆上的马庭37岁，俊朗精神，穿细格纹衬衣、赭红色毛衣，搭配一款黑色绒面西装外套；30年后，在同一地方再度留影的马庭已是华发丛生。　　前不久，德国汉堡夜色安宁，马庭·库摩夫妇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近2小时的专访，访问结束时，已是午夜，繁星满天。　　马庭面容和蔼，热情洋溢，而夫人玛格丽特总是适时补充他的谈话。为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当天马庭特别搭配了一条有熊猫图案的领带，这是夫人玛格丽特在北京动物园为他选购的礼物，“挺合适的，是不是？”他笑容满面地反问记者。　　被带到派出所　　1976年，马庭参加了一个由5名记者组成的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此次中国之行由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根舍(Genscher)的一位议员朋友乌纳·博克(音)促成。　　当年4月1日，马庭踏上首次赴华之途，他随身带了3个相机，两个是黑白底片，一个是彩色幻灯片。他们一行从东京转机至上海，当晚便飞抵北京。　　马庭亲自感受到的初次惊奇是，他看见当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空姐都穿着中山装，“空姐给我们发了奶油糖，我把奶油糖都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到现在还存着，特别留作纪念”，马庭回忆。同样留存至今的还有他那次从中国带回来的茅台酒。　　而让马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76年4月5日，他在北京碰上了天安门广场前发生的中国民众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当时我住在北京饭店，从我住的房间窗口可以看见长安街上发生的事，我看见好多人都往天安门广场涌，我就想，可能出了什么事，但我当时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事发生。天安门广场前挤满了人，这么多人为纪念周恩来而游行，后来我看报道才知道那天集结了差不多百万人。我当时想：哇，我作为记者，我真是有好运气，碰到了这么大的事！”　　马庭勇敢地孤身背着3个相机冲进人群，他唯一的想法是把看到的拍下来，“那时好多人把我围起来，大家都认为我是苏联间谍，把我打倒在地，因为互相说话听不懂，他们用手势告诉我：把胶卷交出来……我忍了很久，不想交，但我看到边上燃烧的公共汽车，我害怕了，我根本没有任何出路，只有把胶卷交出去了”。但此前马庭已将更多已拍好的胶卷送回了附近他下榻的北京饭店。　　一位保安看见马庭躺在地上，走过来将他带到天安门广场边的一个小派出所，在那里，马庭尝试用英文与公安人员交流，但没人听得懂，他失败了，“后来来了一个像军人一样的负责人，他一来，就给了我一杯白开水，还给了我一根没有过滤嘴的香烟，顿时对我‘优待处理’，我其实不抽烟的”，谈及此，马庭笑了起来。　此后，那些人去北京饭店取来马庭的证件，证明他的确不是苏联人，后来他被“一些保安通过一条小路送回北京饭店”。马庭被抓在当年的欧洲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在我被关时，本来正好和中国当时的代理外交部长有个重要预约，但对一个记者而言，我经历的这些比我参加那个会见有趣多了！”　　回北京饭店后，马庭马上着手写报道，当晚10点，他跑到附近的北京电报大楼发稿回德国，当时电报大楼唯一的值班人员不会英文和德文，而马庭不会中文，那时尚使用打孔电报纸，最后马庭亲自将稿件敲了进去。30年前在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的原稿，马庭至今保留着。　　首次中国之行，马庭还特地去了北京大学，“我在北大也见到了大学教授们，我能感受到他们很受压抑的状态，他们当时受打击，属于抬不起头来的那类人”，马庭回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