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文化交流的早期印迹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宫，现为土耳其著名的国立博物馆，是世界上珍藏中国古代瓷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该博物馆馆藏有奥斯曼王朝的各类珍品，其中包括中国宋、元、明、清时期的各式瓷器1万余件，门类齐全，对于中国瓷器研究以及了解中土早期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瓷器分为青瓷、青花瓷、单彩瓷和多彩瓷4种，来源大致为贡品、礼品、战利品和外贸商品。　　这些珍贵的中国瓷器是中土两国人民早期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最初，中国瓷器沿“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亚及欧洲。9世纪后，新兴的海上航线逐渐取代了“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出口。据史料记载，中国瓷器出现在奥斯曼民间的最早记载是在14世纪。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泊尼·巴图塔1331年在东安纳多卢小镇上的宴会上，看到土耳其人使用了中国瓷器。关于中国瓷器出现在奥斯曼宫廷的最早记录，则是1457年在为征服者麦赫迈特苏丹的两个王子举办的割礼仪式上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瓷器。　　两国贸易发展和民间往来的增多，是中国瓷器在奥斯曼宫廷和民间逐渐普及的主要原因。最初以战利品和礼物等途径进入奥斯曼宫廷的中国瓷器的数目，随着贸易的发展增多了。另据史学家考证，16至17世纪关于奥斯曼民间使用中国瓷器的档案材料很少，但是17世纪的民间使用中国瓷器的人数却大有增长。　　根据奥斯曼史料记载，土耳其大旅行家赛伊特·阿里·艾克贝尔明朝年间周游了中国，并将中国明朝皇帝赠送给奥斯曼苏丹的礼品带回了奥斯曼土耳其。这份珍贵的礼品是中国明朝正德皇帝赠送给奥斯曼雅乌兹·瑟利姆苏丹的两件写有古兰经文的瓷碗，这是两国人民早期友好往来的重要标志。　　在早期的中土文化交流中，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没有满足于单纯地欣赏和使用中国瓷器，他们对中国瓷器的再装饰艺术是中土文化交流的完美结晶。这些经过再加工装饰的中国瓷器分为镶宝石和镶金属两个类别，融中国古典艺术和土耳其传统艺术为一体，特点鲜明、风格独特，体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富于想象的艺术创造力。　　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馆现收藏了273件经过再装饰的镶宝石中国瓷器，从数量和种类来看，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据说是专供苏丹使用的。在中国瓷器上镶嵌珍贵宝石的工艺，在16世纪下半期基本上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奥斯曼宫廷艺术。这些镶宝石的中国瓷器大都是便于搬运和保护的小件，多镶嵌有珍贵的祖母绿和红宝石，绝大多数都是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中叶制作的。　　另一类镶金属的中国瓷器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类瓷器多镶有金、银、合金等贵重金属配件。这些金属配件在充分体现了当时奥斯曼装饰艺术特点的同时，也注意保持了中国瓷器的原有艺术风格。这种工艺在16至17世纪用来修补破损的瓷器或改变瓷器的使用功能，在18世纪后却更多用于装饰目的。譬如：瓷器的壶嘴和瓶口等破损的地方用贵重金属修理后，又可重新使用；中国的瓷碗和瓷瓶等器皿还可用这种工艺改变成适合奥斯曼人喜好的糖罐和香炉等。　　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瓷器，还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对奥斯曼艺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们搜罗了很多精通中国瓷器艺术的波斯工匠。经他们之手，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和装饰花纹逐渐渗入到了奥斯曼艺术中。另一方面，随着17世纪后中国瓷器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增多和普及，中国瓷器对奥斯曼的制瓷和装饰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又以元、明时期青花瓷的影响为最。譬如：素有“土耳其瓷都”之称的伊兹尼克生产的瓷器，在1400年后开始使用和模仿中国瓷器中的装饰图案。在15世纪的伊兹尼克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元、明时期的青花瓷图案的影响力，如波浪、鱼鳞、云彩、荷花与牡丹花边、松树图案等。15世纪以来，意为“来自中国”的“哈塔伊”（hatai）图案（即中国传统的瓷器装饰图案，如卷草、蕉叶、莲瓣和波浪纹等）在奥斯曼的装饰艺术中得到广泛使用。　　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所以喜爱中国瓷器，不单是因为中国瓷器精美耐用，更是由于中国瓷器符合伊斯兰社会的喜好和生活需要。元代以来，中国人逐渐了解了伊斯兰社会的习俗和饮食习惯，生产了很多大型的瓷器餐具和各种瓷器生活器皿，占据了伊斯兰社会的瓷器消费市场。看来，民间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从而也促进了中国早期瓷器出口贸易的发展。　　总之，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是我国瓷器在土耳其出现和普及的历史缩影，反映了我国传统的文化艺术逐渐为土耳其人民了解和认同的过程。这些瓷器所代表的中国制瓷工艺和装饰艺术对土耳其的制瓷业和装饰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些瓷器上留下的土耳其传统文化的色彩，更是早期中土文化交汇融合的印迹。这些瓷器在中土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将随着中土关系的发展，而日趋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