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日，由中国民生银行、炎黄艺术馆主办的“中国现代美术奠基人系列·徐悲鸿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通过对徐悲鸿先生重要经历的回顾、新史料的发掘、教育思想及艺术观念的研究等，从理论、实践，历史、现实等不同层面全面探讨了徐悲鸿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影响及贡献。
此次研讨会是对“中国现代美术奠基人系列·徐悲鸿大型艺术展”的进一步延伸，从关注画展本身，到关注徐悲鸿及同时代艺术家所处的时代特点、艺术家的思想渊源，再延及徐悲鸿艺术理念及其二十世纪大师级艺术家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及贡献。
研讨会场设在中央美术学院体现炎黄艺术馆开放性学术思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副院长徐冰到会讲话。潘公凯在讲话中表示：徐悲鸿先生在美术界、甚至整个文艺界都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态，企图用自己的学术，或者说手艺，能够对国家的救亡图存和独立自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徐先生的主张，包括他的艺术和他的教学，对当下中国美术界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将徐悲鸿先生放到宏大的历史当中，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对徐先生的评价和研究，也才更有现实意义;对徐先生的研究，不仅是对徐先生个人的研究，而且是对这一代人的认识。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认为，徐悲鸿先生有一个特点是很多艺术家所不存在的，他每件作品都是一个个案，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把自己个人的艺术和整个民族、国家、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放再一个非常强的位置和关系上，就是他其实做的是一个大的艺术，这点也是后人需要反思和借鉴的东西;另外，是他的人格和教育上的魅力，那么多学生拥护他、多少代人的纪念他，就是因为他个人的魅力。
研讨会围绕徐悲鸿先生艺术的现实主义特点，从不同层面加以延展。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树生认为，当徐悲鸿留学法国的时候，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已经很风行了，徐先生之所以选择文艺复兴的写实主义，是因为他认为这才是对症下药，才能解决中国艺术衰败的问题;强调写实，是针对当时中国美术的文人化，而且是为了当时社会建设的需求。李树生提出，徐先生强调“艺术家应该跟科学家同样要有求真的精神，研究科学要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实际上是强调“求真”，而“求真”实际上是主张真善美相统一艺术。
上海辞书出版社王震先生以详实的史料证实了徐悲鸿先生教学及美术研究方面的现实主义特色;学者李松涛先生则从徐悲鸿先生对工艺术美术及民间美术的态度，探讨徐先生是如何努力地向传统学习的，而且希望能够从民间，从新的一些角度来建构中华民族的一种新文化;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陈圣燕先生则从徐悲鸿先生的画作《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入手，分析了徐先生的现实主义关怀。<BR>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丁宁博士从法国艺术家库尔贝与徐悲鸿艺术的比较，认为库尔贝绘画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在气质上与徐悲鸿行生的一系列艺术方面的言论、一系列作品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愚公移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于宁想通过将徐悲鸿与库尔贝艺术的比较，为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探索方式，也就是在写实派的画家的作品里，未必就是一种理性的反映方式，更可能是绝对充满了内心激情的画作。他相信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和途径来探讨徐悲鸿的艺术，会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徐悲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
在研讨会上，徐悲鸿先生之子徐庆平先生透露了徐悲鸿先生画作的基本情况。徐悲鸿纪念馆在成立的时候，也就是在徐悲鸿先生去世的当天，廖静文女士就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当时的文化部的部长茅盾先生，请他们去接收，因为徐先生的遗愿，他所有的作品及藏品，全部捐贡献给国家。这些作品当时清点有1200件作品，还有1200件藏品。
记者了解到，炎黄艺术馆举办的“徐悲鸿大型作品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展本身成为一次辐射全国的美术展，开展二十多天来，来自广东、昆明、浙江、河北、天津、哈尔滨、沈阳等全国各地的观众争相观看徐悲鸿先生的美术作品;展览现场也成为一个生动与开阔的课堂，中央美院、北京大学、徐悲鸿中学、保定中学等学校教授及老师现场授课，对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炎黄艺术馆也成为审美及美术普及的场馆，来自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孩子在老师的讲解下，认真阅读徐悲鸿作品中的蕴含的意义，有效地发挥了艺术馆在公共教育中的作用。炎黄艺术馆方面认为，尽管“徐悲鸿大型艺术展”本身已展出二十多天，接近尾声，但对于在当代语境下研究徐悲鸿及其艺术思想、乃到研究整个二十世纪美术特点却只是一个开端。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炎黄艺术馆以“徐悲鸿大型艺术展”为开端，但不局限于展览本身，而是将展览向学术深度、社会推广延伸。同时，通过徐悲鸿的展览、启动的是二十 世纪美术现代性的研究和讨论，其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认识二十世纪美术的新思路、新标准。该艺术馆借助民生银行对待艺术的正确认知， 还将展开二十世纪现代美术的一系列经典展，并以此延伸对中国现代艺术研究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