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捐赠是博物馆赖以产生、生存乃至发展的源泉，也是衡量一个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中国博物馆历史上，社会捐赠曾对博物馆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大家所熟悉的张伯驹先生向北京故宫捐赠《平复帖》《游春图》，潘达于先生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上海博物馆等等，而北京鲁迅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的建立，更是源于许广平、廖静文两位先生的无私捐赠。

社会对博物馆捐赠的高潮，发生在建国初期，随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私人收藏文物的条件不再具备，捐赠渐渐地少了。博物馆征集文物的途径更主要的集中在考古发掘上，偶尔发生的捐赠事件一般都是如农民在耕作中的意外发现，这种捐赠自然值得鼓励，但另一方面，由于《文物法》的规定，亦不得不为之。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文物政策的松动，社会上重兴收藏热，再加上有关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收藏、寻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捐赠似乎被大众遗忘了。近年来，有实力的收藏家时有出现，但他们更有兴趣的是建立自己的博物馆。

由于私人收藏热和民办博物馆的出现，国有博物馆不再是文物艺术品的唯一去向，藏品征集难的问题便摆到了面前。于是我们看到，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博物馆频频出现的身影。

拍卖会不应该是博物馆频繁出现在的地方，一个好的博物馆，应该以自己出色的工作将社会上的文物吸引到博物馆里来。换句话说，如何在新形势下，争取到社会捐赠，应该是博物馆努力的方向，也是博物馆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其实社会上并不是没有人愿意向博物馆捐赠文物，对于真正的收藏家来说，博物馆是其藏品最好的归宿，国有博物馆的永久性，决定了其所收藏文物可以得到永久性的保护，传承久远。更不要说博物馆在保管条件、专业人员以及广大的受众面等多方面的优势。那么，为什么现在个人收藏者鲜有向博物馆捐赠的行为呢?笔者以为，博物馆的工作不到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首先，博物馆要尊重捐赠者。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博物馆看轻社会收藏，认为社会上的东西都是假冒伪劣，对于上门捐赠者，总是投以一种怀疑的目光，认为人家不是图名、就是图利，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博物馆以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对待捐赠者，别说捐赠，连朋友都没有。

其次，要善待捐赠文物。不论捐赠文物价值大小，都是捐赠者的一份真心、热心、诚心。博物馆确不可冷了这份心。要给予捐赠文物恰当的保护，要提供展览机会，当捐赠者想念文物的时候，要让人家能够看到、摸到。博物馆人一定要记住，博物馆不是捐赠文物的冷宫。

再有，要回报捐赠者。现在社会上开始提倡感恩，博物馆也应该以感恩的心对待捐赠者。给捐赠者一份奖状、奖金，在媒体上广泛宣传，在展览中注名捐赠者的姓名等是过去常用的方法，应该继续发扬。同时，博物馆也要开阔视野，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更多地回馈捐赠者。

笔者曾听到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收藏家只提出了一个捐赠要求，就是与领导合张影，结果有关方面警惕性奇高，断然回绝。其实，何至于此呢?上海博物馆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004年2月,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将一件市场拍卖价4150万港元的雍正粉彩瓶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此，上海博物馆组织了盛大的捐赠仪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张永珍颁发捐赠证书，上海市市长韩正代表市政府为其颁发“白玉兰奖”。用上海博物馆的话说，这叫“给捐赠者最高礼遇”。

上海博物馆在捐赠后也给予捐赠者以人文关怀。如得知捐赠人的后人生活陷入窘迫后，博物馆积极想办法，协助解决。对于潘达于老人，博物馆一直予以关心。老人生病后，博物馆帮助联系最好的医院，报销医药费。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了对捐赠者的回报行列。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为捐赠者设立了永久的“景仁榜”，苏州博物馆也计划在今年12月建馆50周年庆典时，对历年捐赠者进行一次集体感恩。

常怀感恩之心的博物馆，其社会捐赠的大门，会越来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