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早期，收藏中国艺术品和陶瓷曾在西方社会风靡一时。职业寻宝人的大笔买入，以及德国、荷兰、法国、英国的战争劫掠，将大批中国艺术品带入西方收藏市场。但过去十年中，欧洲和美洲买家的数量已在减少。
业内人士称，市场上有精品出现的时候，欧美顶尖私人藏家还是会准备一搏。但是现在，大多数对中国艺术品有兴趣的西方人更趋向于成为卖家，而非买家。
从1949年开始，中国就禁止了国内私人拥有、继承或交换文物。直到邓小平修订了相应政策，中国大陆收藏家才得以迎头赶上，紧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导了市场的日本买家，和九十年代开始大量买入的台湾和香港藏家。
现在，中国大陆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拍卖厅。在经过与前人艺术成就的长期隔绝之后，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非常有热情，特别是任何连接现代中国和往昔辉煌的东西。 新富者如宁波徐其明，中国最大的鳗鱼出口商；陆汉振，靠销售摩托和汽车轮胎材料致富的浙江实业家，都是颇有实力的买家。
这些买家不仅仅来自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传统政治和经济中心。中国大约有7个城市人口超过五百万，对艺术品的需求在广东、四川以及更偏远的一些地方都同样强烈。苏富比亚洲部主席黄林诗韵称其为“自然回流”，并表示，中国大陆的购买势头已经上升了十年，并且各地都是如此。
中国买家迅速发家之后，迫不及待地想要建立自己的收藏，并愿意为此付出高价。苏富比中国艺术品专家仇国仕称，“他们就像是自助餐会的迟到者，比欧洲人或美国人都更主动。”尽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8%，却仍然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根据胡润百富榜，中国或许是去年极少数的美元亿万富翁数量仍在增长的国家，从101人增加到130人。
熟悉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商和拍卖商估计，在香港和台湾大约有150名收藏家每人每年在购买中国艺术品方面支出至少一百万美元，并且这个藏家群体的数量相对稳定。这一级别的中国大陆人大约也有150名左右，但数量却在迅速增加。现在，香港拍出的中国艺术品比纽约、伦敦和巴黎更多。2004年，苏富比在香港的春拍和秋拍中，七十位内地买家购买了价值一千万美元的艺术品，今年，这个数字翻了七倍，而内地买家的数量也增至195名。 更多的人则通过香港的大交易商竞标。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说，“中国大陆已成为我们的主要市场。”
中国大陆买家戏剧性的初次亮相是在1999年四月，此前在收藏界名不见经传的两名潮州青年企业家，开始在拍卖场上购买艺术品和陶瓷，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提前复苏。他们得到香港艺术品交易商翟健民的指导，后者是香港亚洲艺术品市场的领衔人物。
中国买家购买艺术品自己收藏，但他们也喜欢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重要客户甚至政府。主管部门也慢慢收紧了回流艺术品的再出口。过去，中国买家可以在购入后两年内将藏品再次售往国外，但是现在这个期限已经缩至六个月。
历史和传统比美学对中国大陆买家的影响更多。出于文化原因，他们会避开墓葬陶器一类。对西方收藏者极具吸引力的宋代早期陶瓷，中国藏家却兴趣不高，他们喜欢的是装饰性很强的明青花瓷。
中国大陆藏家还喜欢印章、漆器、古犀牛角、青铜器、木雕家具、玉石，尤其是和田工匠为清朝皇帝雕刻的和田白玉。皇室用品更是价值不菲，特别是和乾隆以及其他一些清朝帝王有关的物品。
上个月，苏富比在香港拍出的二十件中国陶瓷和艺术品中，十九件为亚洲收藏者购得，多数为私人买家。最激烈的争夺围绕一件珍贵的紫檀木乾隆宝座展开，估价二千至三千万港币的宝座经过惊心动魄的竞价，最后被一名上海商人刘益谦以近八千六百万港币的总成交价拍得，创造了单件中国家具价格的世界纪录。
中国人对自己艺术品市场的胃口，加上他们的商业嗅觉，推动了艺术品市场在全国的膨胀。1992年之前，中国大陆尚无拍卖行。到了去年，根据艺术品经济公司(Arts Economics)麦安德鲁女士(McAndrew)对中国艺术品交易做的一项专门研究，中国目前拥有约五万名艺术品交易商，以及超过两千家拍卖行，其中最大的是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和嘉德国际拍卖公司。
外国人仍然不被允许在中国拥有拍卖行，但中国人却急于向他们学习。2005年开始，佳士得和北京的永乐国际拍卖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后者可以使用佳士得的名字，并受益于更好的透明度和顾客保护，以及培训和会计方面的国际标准。西方的几大拍卖行在中国知名度都还不高。艺术品市场观察者推测说，中国或许有朝一日会引入一家领先的国际拍卖行，但那也是后话了。
中国将本国艺术品购回国内的热情既让外界兴奋，也引起了一些忧虑。许多人担心市场上的赝品数量越来越多，其中做工最好的来自日本和中国。不断上涨的价格推动了赝品的交易，也导致了更多的盗墓行为。此外，中国限制文物交易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在近五年协商之后，布什政府才在最后时刻同意，禁止一大批中国文物进口美国。而这个协议的力度还并没有达到中国的期望，近几周，中国政府称将加强对文化遗产流出国境的控制。计划的方案是禁止出口1911年清朝结束之前的所有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