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 集万千宠爱为一身

我是长达8.24米的书法卷轴，上书近600字，加上历代题跋总长近15米。尽管我一直流传在民间，没有进入皇家收藏(《石渠宝笈》并没有将我著录)，但我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众多著名的藏家都在我身上留下他们的收藏烙印及题跋。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第一鉴赏家王厚之就收藏过我，王厚之在我身上“烙”下了十六字骑缝印七处(第五缝被切)，外加卷尾一完整版及另一印。大约在1250年至1260年左右，我不知何故又进入了南宋重要大藏家、权相贾似道之手，在我的末尾钤有他著名的朱文收藏印“秋壑图书”，据说贾似道是收藏史上收集过最多我“父亲”黄庭坚作品的藏家。

至明代，我又“走入”了许多人的收藏库中，其中就有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大家项元汴(1525-1590)，项元汴在我卷前卷后及骑缝处钤印六十余方。

有专家说，王厚之和贾似道的珍藏，保证了我的真迹身份，因为他们二位的印章，既在卷中的骑缝上，又在卷尾本纸上，这不像卷后写在别纸上的题跋，有可能是被伪造者拆换或接移的。而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更属稀有的存世实例。

最后，经过清代各藏家收藏后，我又流入广东藏家之手，稍后被南京籍的伍福所藏，再辗转流入日本一个著名的有邻馆，2000年我终于在台湾寒舍艺术中心的帮助下返回台湾。

身份 有人说我非父亲“亲生子”

因为在我身上没有落下“生父”黄庭坚的款，经过漫长900余年的时光，我成为无款儿，身世变得很复杂。藏于日本有邻馆时，我的头衔冠以“宋四家”黄庭坚的墨迹本，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少人都怀疑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子”。

台湾寒舍艺术中心董事长王定乾说，2000年从有邻馆将我买走时，我就已经价格不菲，身价高达五六千万了。王定乾说，我是有邻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日本有规定，一年只能卖几件作品，卖藏品都是需要经过报批的。由于有邻馆内收藏的黄庭坚作品除我外，还有一幅《李太白忆旧游诗卷》，我不是馆藏绝品所以我就可以被出售了。但有国内资深收藏家说，日本对文化非常的虔诚，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奉为圣人。有邻馆从来不出手公认的真迹，只有对那些真伪还没有定论的作品才会出手，而当年我能从有邻馆流出，就是因为日本业内对我还没有定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博硕士导师傅申说，他在35年前的黄庭坚研究论文中，就对我的真伪存疑。傅申的理由是，虽然我全卷笔法与结字都与黄庭坚其他各卷有相同符合之处，但用笔速度比其他行楷都要快速，出锋尤为爽利迅疾，而无黄庭坚晚年代表性的战颤波折。此外，大陆有学者也对我的身份表示了质疑。2004年徐传旭的《黄庭坚·中国书法家全书》就提到我疑是伪作，黄君的《山谷书法钩沉录》在附表三中说我被质疑是临本。

正名 我和我的“兄弟”们出生同门

我曾一度以为自己的身份将一直被质疑下去，没想到2000年，经过台湾寒舍的“经纪”，我的身份得到了台湾藏家的肯定。台湾寒舍是家艺术品经纪公司，圆明园兽首能从1987年的十多万美金几何级倍飙升至2000年的1400万港元，就是经过寒舍的操盘。

2000年我被台湾寒舍带回台湾之后，2006年我又换了新家，搬入了一位台湾藏家的“家中”。寒舍艺术中心的王定乾说，我之所以能受到台湾藏家的青睐，是因为早在2000年，将我从有邻馆买走时，寒舍就已经找人做了相关的研究，确认我是黄庭坚的“亲生子”后，这位台湾藏家才愿意花五六千万买下我。

今年年初，台湾的傅申被邀请对我的身份进行解疑，他洋洋洒洒地为我写出了2万字大稿《从存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研究》。在文章中傅申对自己之前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解释，他说从我的笔法结字来看，我绝大部分的字都与其他黄庭坚真迹的用笔结字是一样的，只是有创作时间上的不同。而从字距行间的习惯来看，我也符合黄庭坚一生的风格，傅申这一次肯定了我是黄庭坚的真迹。

此外，傅申还指出，黄庭坚书法呈现不断变易的特色，所以我确实在外表上看与我的其他“兄弟”们不同，但在公认的黄庭坚行书作品中，没有哪两件的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凭借傅申的文章，我被认为是货真价实的黄庭坚真迹。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刘金库也说，黄庭坚的大字行楷书最负盛名，而我是“父亲”大字行楷书中最成功的之一，与黄庭坚的《松风阁长卷》、《东坡寒食诗跋》并驾齐驱。

出嫁 一出“闺阁”身价中国最贵

这一次，依然是寒舍的牵线，台湾藏家决定将我在保利春拍上卖掉，这成为我的第一次拍场秀，因为此前我一直在私人藏家手中、民间流传。

我知道北京保利为了我的首次亮相拍场，做了很多工作。最初，我在今年3月18日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宋元明清中国书画展”中高调地走出了“闺阁”，当时与我一起参加这场“秀”的还有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八件精品，而我是最大的亮点，也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对于我的第一次拍场秀，北京保利也是颇有信心。在拍卖之前，北京保利中国书画艺术部总负责人赵旭便指出，我的估价为1亿，一旦成交就会打破中国所有艺术品纪录，成为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而寒舍的董事长王定乾当时也说，觉得我能拍出两三亿元。

在各方关注之下，我终于在6月3日晚10点40分亮相亚洲大酒店。在千名藏家的注视下，我从8000万起价，立马就受到了藏家的追捧。在拍到1.4亿时，有买家直接加价1000万，而到2.2亿时，场内还有新买家加入。最后，两位电话委托者打了一场争夺我的“价格战”，他们500万、500万地飙价，我的身价也不断地倍增，直到拍卖槌一声敲响，我被其中一位电话委托者以4.368亿元收入囊中。4.368亿元！这个天价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拍卖结束后，大家纷纷猜测究竟谁是我的新主人。王定乾说他知道当时有几个国内很大的企业、财团在竞价买我，但最终成功将我收入囊中的究竟是谁，他也不清楚。而在业内，有说法是山西人买走了我，传言这位山西人在去年与收藏家刘益谦竞价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时，以失败告终。北京保利相关工作人员刘女士说，公司的人也不知道我“新主人”的具体身份，就知道是位中国藏家。

虽然我一举成名，但笼罩在我头上的阴云也不少。一方面大家在猜测我的主人是谁，另一方面尽管北京保利的刘女士肯定我已经真实成交，但还是有些人在质疑我是否真的成交了。之前我提到的那位国内资深的收藏家说，从目前来看，我是否真的能落在这位电话委托买家手中还是个问题，一切要等到纳完税才能算尘埃落定。

事实上，直到现在也有些专家对我的真伪仍存疑。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术评论家指出，对我存疑并不完全是否认，而是可以讨论，他认为对我的身份真假讨论越多，对我的实至名归越有好处。

而我不管我的新主人是谁，不管我的真伪是否还有争议，我只知道经过保利的这场拍卖，我已经是世界上最贵的中国艺术品了。4.368亿元，就是我的“嫁妆”，就是我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