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媒介”的角度观察当下的文化语境，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电子媒介快速“闪”入日常生活时，人们尚未从由古典美的崇高感向机械复制时代的审美震惊转型中回过神来，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赶场于混淆了图像与真实之间界限的媒介时代，进入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多元共生的世界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美是什么？美在哪里？我们到底该去审美、审丑、还是回归自己的“习常”体验之中？

李勇的《媒介时代的审美问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以媒介影响下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从狭义的电子媒介研究契入，对“媒介资本”“生产”出的审美文化“异变”等进行了多向度的深层剖析，为解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作者强调，在媒介成为经济发展推进器的当下，世界进入所谓“媒介/图像时代”，媒介与审美的关系引起空前的关注。概括而言，当代中国语境下媒介与审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电子媒介的出现具有现代启蒙的意义——以卫星、计算机、影视、广告、广播、传真设备、报纸、电话……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空间上使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时间上使整个社会文化高度浓缩。这样，媒介大量生产出的复制艺术品使大众可以在一种被“压缩”过的时空中分享世界各民族文化产品丰富的审美内涵。人们在被各种媒介符号建构着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逐渐走向自我的觉醒。

其次，媒介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多元共生局面的形成——一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人延伸，媒介的产生是一种社会“新尺度”的创造。因此，在我国社会快速跟进媒介时代的发展步伐之时，我们不但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后现代取向进行了积极的对话，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某些领域的话语权，推动了“地球村”世界的发展进程。

最后，媒介资本化的进程加速了当代审美文化“异变”现象的滋生——媒介召唤了人们审美感受力的回归，同时也伴随着内在精神指向的丢失。而艺术表征的危机则凸显着深层的文化寓意，即诸如本质、意义等形而上终极本体的暗淡退场，人们一度陷入了精神信仰的困境之中。

随着审美“异变”问题而来的是，在“媒介资本”信仰热情的激发下，审美被媒介文化利用。当我们看到杜尚为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画上了山羊胡子，他的现成品艺术《泉》（小便池）被当做美的、有品位的艺术品送进博物馆时，我们觉察到现代艺术消弭着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不禁对艺术自身产生了质疑：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继而，当我们目睹不在制作现场的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印刷作品《玛丽莲·梦露》由一位助手监制完成时，我们发现后现代艺术消融着高雅艺术与庸俗艺术的界限，不禁对生活产生了疑问：究竟什么东西还能不是艺术？

难怪美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卡斯比特发出了撼人心魄的拷问：“时至今日有哪位艺术家还能像凡·高那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艺术呢？……艺术为了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而丧失了自己精神上的尊贵地位。”的确，当文学艺术的经典作品不断在改编、戏仿中实现媒介资本增值目的时，美还是美吗？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既不能持精英主义式的偏见，认为媒介带来的大众文化是文明的主要威胁；也不能盲目地吹捧民粹主义式的狂欢，忽视媒介文化对真诚与理性的瓦解，而应该提倡一种反思式的批判态度，重建媒介与现实之间的“脐带”关系。或者说，在媒介资本生产出的炫目“文化”中，要逐渐澄清自己的审美意识，找到属于自己的原则，坚持艺术的精神取向，创造出不屈服于金钱、媒体和大众娱乐的、真正的艺术作品，获得人性的艺术提升。

尽管审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并没有被彻底湮灭，如能通过审美主体和艺术自身的反思与抵抗、审美对于技术和资本的反操纵以及媒介文化天然具有的真、善、美的精神救赎，艺术必将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