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局部）

16×3米的巨幅画布上，成千上万的人带着惊恐的表情从画面深处如逃难般迎面扑来……这幅画乍看以为描绘的是汶川大地震中逃难的人群，然而事实上，这幅目前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最大幅巨作最初创作于2007年5月，历时两年（其间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直到2009年才正式完成。一位参与过汶川大地震后北川逃难的摄影记者面对这幅画作时叹道：“到处是惊恐，到处是灾难，与当时逃离北川时人们的表情实在太相似了。”

由油画家刘亚明历时两年创作的巨幅画作《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昨天起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对外展出。该画由160多个人物组成宏大的、具有史诗般场面的结构，向世人展现了一个象征性的、超现象的寓言式灾难图景。面对这幅巨画，罗中立感叹道：“现在中国有这种创作状态的人已经很少很少，现在中国能够驾驭这样大画面的人也已经很少很少。”

对这场灾难的精神预演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2008年6月，艺术评论家贾方舟看到了已经创作了一年的《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亚明一年前开始在画布上要做的事，一年后居然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现实：那些面对苍天恐惧、绝望的人群，好像真的是从汶川涌来！早在一年之前（确切地说是2007年5月2日），仿佛画家就决意要通过这件作品预先向人们发出警示，没成想，它却不期然变成一次对这场灾难的精神预演！特别是，画家本人就来自四川内江，难道这位川籍画家早已预感到一场灾难的来临？然而，这种先兆和预感又是由何而来的呢？画家自己不能解释清楚，我们也不可以附会。但是，亚明却如此真切地在画布上虚拟了一场灾难所带给人的精神恐慌。画家不是先知先觉，亚明只是对人类命运充满一种莫名的忧患，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深怀忧虑，对失却信仰的众生深感不安。”

谈起这幅画的创作初衷，刘亚明说：“创作这幅大画，是我对当下诸多社会问题作出的思考：人类物欲膨胀造成的灾难将更加频繁，贪婪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恶化，没有诚信，潜规则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很难靠公平竞争取得成功，我认为自然造成的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灾难。画面中背景所表现的城市，可以是上海，也可以是纽约，从根本上说，我表现是一种人类的躁动感。”

贾方舟认为，充满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精神预感。这种精神预感的主体并不清楚，只是当事后被证实时，才有所恍悟。
宏大叙事应是人性的叙事

整个画幅由160多个人物组成宏大的、具有史诗般场面的结构，向世人展现了一个象征性的、超现象的寓言式图景——无数的男女众生，或恐惧、或惊怵，或绝望、或迷茫，或迟疑、或果决，或淡定、或慌张……其中年轻角色约占了一半以上，有意思的是：画的左侧是一尊巨大的露天卧佛，天空如龙卷风般的乌云不断扩散，而在一片圣光之下，也站着一位圣者。

整个画面，采取了较为统一的俯视角度（唯那位圣者、卧佛、“飞天”仿佛是例外）。这个视角更易“倾诉”艺术家的悲悯情怀，也更易“俯察”每个形象的内心世界——那种躁动与恐慌。

刘亚明认为，之所以描绘人类的这种躁动也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童年时，家乡有一条江绕城而过，这是由都江堰流下来的。在都江堰是碧绿的水，但流到我们那里，不到200公里就变浑浊了。以前我们在江边玩耍时常能见到清澈见底的江水,江水中小鱼在自由畅游。渐渐地发现河水开始变脏了。来到北京，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蓝天白云，很少有桑拿天。渐渐地北京也开始拥挤了起来，再后来出现了非典、沙尘暴，沉闷压抑的天气常常出现——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环境都在恶化。”

“还有一种力量来自于对当下艺术潮流的不满：浮躁、功利、调侃、轻松，投机之风盛行，难道当代艺术只能这样吗？其实我在八十年代已感到了这种骚动，因而内心做了一个决定，当别人越是骚动时，自已越要心如止水。这二十年我一直是这样要求自已的。”他说。

艺术评论者杨卫则认为，把宏大叙事变成个人性的叙事，在当前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一方面是国家拿出很多的钱去赞助宏大叙事的题材，但结果却往往是把它画“空”了；另一方面，能够感动人的又往往是比较个人化的叙事，又显得作品很小气——但刘亚明的作品补充了这两方面，他是从个人角度去描述宏大叙事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