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书法《行书凤凰清听轴》（纸本）

北京故宫藏

他们是皇帝，同时也是书法爱好者，这对书法而言究竟是福是祸？

充满阳刚之气、正大气象的帝王书法在拍卖场上一直颇受青睐。特别是今年“春拍”以来，康、雍、乾三帝的书法作品拍卖屡创新高。事实上，不仅是清代，在书法史上很多朝代几乎都有所谓“帝王书法”，或有书法作品传世，或有帝王追慕书法作品的记录，以及他们与书法有关的各种传闻轶事。以“帝王书法”作为线索，或许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番别样的书法史叙述。

毛泽东曾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倘若我们以书法来比附的话，这句话前半部分是非常恰当的。始皇帝虽然统一了六国文字为“小篆”，以致后世学者要把偶然发现的楚系文字称为“古文”，并引发了学术史上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秦代书法作品，除了出自民间书家之手的简书、权量、诏版，大概只有据传出自丞相李斯手笔的几块小篆碑刻了。“始皇帝”的书法品位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汉高祖刘邦，虽然有气势宏伟的“大风歌”传世，但终究是一介武夫，也并没有确凿可考的书法作品传世。这样，所谓“秦皇汉武”，只可以说是在宏观上开启了秦书秀美、汉书雄浑的时代风格。但是，毛泽东说法的后半句，却并不符合书法史的发展实际。“唐宗宋祖”不仅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两个伟大朝代，在书法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在唐朝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就开创了重视书法的传统。其中最为书法界人士熟知的一位当推梁武帝萧衍。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精通诗词、音乐，对于书法尤其推崇。一方面，梁武帝大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开启了后代“崇王”风气之先河。另一方面，梁武帝也可以说是一位书法理论家，著有《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等非常重要的书法理论文献。可以想见，如若不是对于书法的痴迷与研究，他是不会在书法理论方面有如此丰硕的著述的。当时著名的道士陶弘景，也是梁武帝在谈论书法方面一个重要的对话“对手”。同时，梁武帝遍访天下，搜集“二王”书法，得“一万五千纸”。可惜的是，其子梁元帝萧绎在公元554年投降西魏做“亡国之君”的前夜，把古今图书包括其父搜集的“二王”书法焚毁殆尽。

至唐太宗时，天下王书真迹已经“凤毛麟角”。正因此，才有所谓“萧翼智赚兰亭”的传说。据说，唐太宗李世民一方面把所赚得《兰亭序》真迹分别交给当时的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通过双钩、临摹等形式，把《兰亭序》复制、传播，在印刷术尚不昌明的年代，这本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但另一方面，他本人则要求将《兰亭序》真迹殉葬昭陵。随着昭陵的被盗，这件“天下第一行书”至今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了。看来，历代帝王对于书法的重视，一方面固然是有利于书法普及与传播的好事，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垄断甚至毁灭书法的劫难。抛开这件事情不论，唐太宗的确可以说是历代帝王之中数一数二的真正的书法家。他曾撰著《圣教序》，由弘福寺僧人怀仁集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并摹勒上石。而李世民本人不但收藏王羲之书法，也是一位王体书法临摹与创作的高手。李世民的墨迹今已不知下落，但他的《温泉铭》、《晋祠铭》两方碑刻，已成为当今王书爱好者临摹的首选。

《温泉铭》原石今已不存，《晋祠铭》原石现在山西太原晋祠，与晋祠彩塑、难老泉等并列晋祠胜景，另有一块明清复制品今矗立在原石旁。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复制品的刻工远远无法与原石相提并论。以《晋祠铭》为例，无论其章法谋篇，还是点画结构，几乎都与《集王书圣教序》同出一辙。近观把玩原碑个别字的写法，笔者甚至都有《圣教序》中有些字就是集自李世民模仿王书手笔的怀疑。

唐代爱好书法的帝王还有不少，但从艺术成就上说，还没有人能与李世民相提并论。武则天也是一位书法好手，她不但自行创造了许多“武周新字”，还把它们应用于《升仙太子碑》的书法创作之中。当然就艺术水准而论，这件碑刻在书法史上恐怕地位并不太高。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有不少帝王在诗词歌赋方面不乏造诣，但相对而言，书法作品保存和传播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诗词，因此，我们今天知道的书法堪与李世民相比肩的帝王，大概只有宋徽宗赵佶了。

众所周知，自称为“天下一人”的宋徽宗，其工笔花鸟画至今仍是学中国工笔画者追摹的典范，而其独创的“瘦金书”更是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有许多人把“瘦金书”看做是一种独立的书体，但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瘦金书”只是类似于欧、柳、颜一类的艺术风格，而不是字体演变史上的一种字体。字体的演变，在秦汉之际就已经停止了。宋徽宗的“瘦金书”以其独创的风格和与毛笔书法不大类似的装饰性特点，而在帝王书法长河中名垂青史。

宋明以降，理学日盛。学者大多崇尚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在书法方面用工不多，学风日渐空疏。有清一代，重扬“朴学”，尤以乾嘉时代为鼎盛。这种回归文字声韵训诂的学术风气，也不可避免地在字的外观创造方面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清朝虽然是与元朝一样的外族政权，但从顺治、康熙开始，便深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渐汉化，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自然也受到了包括帝王在内的清王朝的喜爱与追慕。从作品数量而论，清初的康、雍、乾三帝流传下来的墨迹也是较多的。整体说来，三帝书法艺术成就并不高，不但无法与李世民、赵佶相比肩，甚至无法与本朝的书家同日而语。但是，帝王书法终究是有其特色的。如康熙的平稳中正、雍正的流溢圆润、乾隆的阴柔妩媚，各有千秋，而其中自然流露出的帝王倨傲之气更是让他们与其他书家的作品从性格上拉开了距离。

康熙是清帝中间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的书法柔中带刚，外表浑厚但不失内在韧性，具有一定的品位。当代著名书法家、清皇室之后启功的书法，就着意发挥了康熙书法中韧性或所谓筋骨的一面，并将其极端化，从而发展出个人的风格。雍正书法作品则可视作康熙和乾隆之间的一个必要的承上启下阶段，体现出整个“雍正王朝”的自信与气度。雍正在康熙书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流畅性，而乾隆进一步把这种流畅性提取出来，而彻底抛弃了康熙对于线条质量的追求。康、雍、乾三帝中，乾隆书法作品的数量是最多的，但质量却并没有随之而提高。具体地说，乾隆书法阴柔有余，而笔力不足，多媚态而少天趣，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其帝王的身份，乾隆书法在今天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流传的。

当然，乾隆皇帝弘历对于书法甚至整个文化终究是有贡献的。他不仅开始大规模地编纂《四库全书》，还将内府所藏法帖刻为《三希堂法帖》。所谓“三希堂”，是以乾隆认为内府所藏最为其所宝爱的三件被认为是晋人的书法作品——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命名的。尽管事实上可能其中只有《伯远帖》为真迹，但这种以宫廷的力度大规模的刻帖对于书法的传播终究是一件益事。中国法帖的收藏历来有“刻帖”的传统，但刻帖中资料最为全备、动用官方资源最多的当推《三希堂》。从乾隆开始，还开辟了此后清代帝王在法帖上乱盖“御览”章的风气。乾隆、嘉庆直到末代皇帝宣统，都刻制了名为“御览之宝”的椭圆形印章，加盖在法帖显眼处的墨迹之上，很多墨迹因此受到污损。不仅如此，乾隆还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等多种鉴赏印随意加盖于历代法帖之上，这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这样看来，历代帝王与书法之间的“博弈”究竟是否有利于书法的传播和发展，还真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