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希宁捐赠省博作品 清秋

在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物局和相关部门的积极筹备下，“于希宁先生作品捐赠及展览开展仪式”将于2011年1月16日在山东博物馆隆重举行。

谈到此次捐赠的意义，山东博物馆馆长鲁文生说：“于希宁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诗、画、印和美术史论全面艺术修养的学者型艺术家，也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省高等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在艺术上先生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情感，形成了沉雄博大、苍古厚重的艺术风格。在艺术教育领域里，于希宁先生辛勤耕耘70年，桃李满天下，为我省乃至全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于希宁先生长期生活在山东，他用自己的作品表达着对齐鲁大地的热爱之情，因而先生对这些作品也是非常看重，特别是对待发表过的作品，都会做好详细的记录，细心保管。这次捐赠给山东博物馆的46件作品中有不少是在先生画集中发表过的，可谓件件精彩。先生的后人遵从先生遗愿，将46件精品画作无偿赠予山东博物馆，充分体现了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浓浓爱乡之情。于希宁先生作品现在的市场价位很高，山东博物馆此次接收的这批作品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将这么完整的一批作品保存到博物馆这种公益性的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开放展览，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私人收藏。从博物馆方面讲，“凤毛麟角式”地收藏对艺术家的研究不会很全面，但是此次我们成系统的收藏了于希宁先生的精品之作，对他的整个艺术发展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研究。”

博物馆作为一个公益性单位是靠捐赠来完善的，于希宁先生作品的捐赠不仅对山东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高风亮节起到了一个带动作用。鲁文生馆长说：“很多艺术家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最好的方式那就是让这些作品归属于国家博物馆这样一个永久性收藏的机构。就山东而言，不少已故优秀艺术家的作品散落在民间，后人想要研究他们的艺术很困难，这是我们的遗憾。博物馆新馆目前还有很大的空间，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把近现代特别是山东地区的一些名家的作品收纳进来，丰富山东的文化事业。”

难忘恩师于希宁

那是1969年10月，一直很想跟于希宁先生学画画的我，经杨文仁介绍第一次到了先生家里，激动不已地向着先生鞠了一躬。因为那时，收徒属于封建思想，是不允许的，是会被批判的，我只能是偷偷地鞠躬，算是拜师“仪式”了。对于老我心存敬畏，老师在案子上作画时，我站在身后连大气都不敢喘，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如何调墨、用色、运笔。当老师画完一幅梅花时，便挂到墙上让我欣赏，随后便让我临摩。我不敢在老师的案子上临，便在砖地上铺一张报纸，蹲在地上一笔一笔地临摩起来。有时将梅花借回家晚上继续临，一临就是四五遍。第二天一大早又骑自行车给老师送去。

上世纪70年代初，于老受到批判，几乎没有人敢和他接近，跟他走得近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批斗。他身边只有老伴郎师母陪伴，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帮助老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冬天快到了，老师家的蜂窝煤还没拉。这是个力气活儿，于老和老伴都犯愁。我说：“我去!”于是早晨四点就起床蹬上三轮车到位于四里山的煤店排队，排上队，装上满满一车煤，一个人向着老师在山东艺专的宿舍拉去。从四里山到山东艺专途经从工学院到山师大的慢上坡路，我拉着一车煤吃力地向前拱着，虽说是冬天，却是浑身是汗，等拉到老师家时，已是中午十二点了。于老望着满头大汗的我，一边拿毛巾为我擦汗，一边心疼地说：“累了吧!快坐下休息会儿。”没想到，这事被人举报了，一回到单位，就受到了造反派的批斗：“尹延新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帮于希宁拉蜂窝煤就是铁证!”

记得有一个周我因为忙于“革命工作”没有到老师家里去。于老便打电话，在电话里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小尹，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是不是革命工作太忙了?”我知道老师一定是遇到难处了，一问才知道，老师家没有生炉子的劈柴了。于是赶紧向单位请假，带上买木柴的购物本到煤店买木柴。送下劈柴才发现老师家连个白菜叶也没有了，便又急忙到市场为老师买青菜。老师不善言辞，没有多少感谢的话。他慈祥地望望我说：“小尹，歇一会，我教你画梅花。”画完后，看到我喜欢得不得了，便说：“这张送你吧!”我十分高兴。其实，在那个时候，画并没有什么价值，特别是像老师的画，不小心让人发现了，还会引火烧身。我是出于真心的喜欢。一次，我同老师一起谈画，老师谈到高兴时，提笔写竹相送，题跋为：“一九七四年初春与延新同志谈画讲法写此。”在那个年代，人与人的称谓一律叫同志。

有一次，黑伯龙先生见到我时说：“小尹，于老可欣赏你了，我们在一起聊天，于老说，现在人家都躲着我们，可济南有个姓尹的小青年却主动赶着找我学画，说你有出息呢!”我当时听了备受鼓舞，常常拿着自己的临摩画去找老师看，于老看着我的画常常高兴地喊老伴过来一起看：“你看你看，小尹画的葡萄好不?”因为我画的葡萄粒小了一些，于老说：“噢，你这是画的野葡萄。”我知道自己将葡萄粒画小了就说：“老师我是不是画小了?”于老说：“是呀，应该画葡萄园里的葡萄啊!”

老师平常早餐喜欢吃火烧，每到早晨，师母早早地将火烧放到蜂窝煤炉下烤好，夹上肉松，与一杯牛奶一起端到老师面前，老师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中秋节到了，于老打电话给我：“小尹呀，你来我家吃月饼吧?”我下班后赶到老师家。这时，老师站起身，小心翼翼地解开系着纸绳的月饼盒，用一把小刀切下一大块月饼让我吃。于老还将自己精心书写的一幅有着黄庭坚风格的行书送给了我。这是毛主席的一首《登庐山》诗：“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这幅书法谁见了都说好，几次有人意欲出高价收购收藏，我都婉拒了。因为于老赠给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昭示着自己与老师的深厚感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于老画画前总是用小碗调上半碗淡墨，然后将毛笔放在里面浸泡。他说：“画画时一定要将毛笔浸泡淡墨，然后再调重墨，这样画出来的画笔腹和笔根处墨色丰富。”1974年，北京饭店邀请一批画家作画。黄永玉画了一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的猫头鹰，被指为“对社会主义不满”;李苦禅画了一幅残荷，上有八朵荷花，被指为讽刺“八块样板戏;”陈大羽画了一幅只有尾巴的大公鸡，被指为“与社会主义斗得只剩下一根毛了还在挣扎;”当时，于老作了一幅红梅，虽说没有引来非议，却也是受惊不小，连忙打电话给我，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小尹，你赶快……赶快将前天拿去临摩的那张白芍药画拿回来，要赶快。”我急忙赶到老师家里，于老有点神秘地小声说：“北京现在开始批黑画了!”后来，于老说起这事时说，当时主要是担心给年轻的学生带来危险，影响学生的前途。

有一次，于老突然犯了心脏病。师母焦急万分，记不清药放在什么地方，满屋子寻觅，终于在一个罐子里找出仅剩的一片药，让于老吃上，万幸!终于得救一命。我前往探望老师时，于老摆着手说：“小尹，没事了。”经历这次事件后，我去老师家明显多了起来，老师和师母平时不仅需要有人照顾生活，还渴望有人和他们说说话。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于老在家门口贴了一张纸条：“因大夫嘱咐需要休息，暂不接待客人。”但是，我却是可以随时去拜访老师，于老喜欢听学生向自己讲一些社会上的轶闻趣事，经常乐得嘻嘻地笑个不停。每逢我走的时候，他总是嘱咐上一句：“小尹，常过来呀!”如今老人远去已过三载，但这句话却时常响起在我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