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rofeev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并没有得到同事的支持，更不用说那些艺术家了，他们甚至还在一座教堂内举行了新宗教艺术展以缓和气氛。但是Erofeev的支持者却发出了和他本人同样的声音：“试验”与“挑衅”是艺术家独特的权力。但不出所料，几乎没有人提出这种批判(包括对教会的批判)是每个公民的权力，而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家。

Erofeev坚信，当代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有着特殊的权力。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Marat Guelman也是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在俄国艺术界，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触及到权力意志。这位画廊家出身的博物馆馆长始终的信条是“虽然你还不知道，但是你需要当代艺术”，在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下，这种倾向尤为显著(俄国政府赞同的是“少数幸福之人的现代化”。

2008年，Guelman在先前宁静的城市彼尔姆建立了当代艺术博物馆。就像很多俄国艺术场所一样，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共机构，也没有那些敬业的管理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空间，充满了其创建人的勃勃雄心。今年夏天，我自己也在那个空间策划了一个展览(一个乌克兰当代艺术展览，我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赞助)，我相信，如果Guelman继续担任馆长，这家博物馆定会有不错的发展。但是他目前正在将毕尔巴鄂的转型推广到其他的俄国城市。他最新的计划打算在Skolkovo举办。这是一个莫斯科外面的精英荟萃的研究中心，也被称为俄罗斯的硅谷。这个中心不仅有特殊的政府拨款和自由签证的权限，而且还有自己的法律系统。据说Guelman中了这个非官方的“政府”“标”，将负责Skolkovo的所有文化政治，不论是什么。

Erofeev和Guelman这两个俄国艺术界的重要人物都喜欢滑稽的青春期和例如蓝鼻子群体(Blue Noses Group)那样的性感(而非真正的政治性)诙谐，与同类组织相比，他们更充分地体现了当代俄国艺术家的悲哀：他们是普京政权的小丑，得到纵容，但也处于控制之下，虽然痛苦万分，但却衣食无忧。不过，青年艺术家却不相信表达政治批判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赤裸裸的身体部位。俄国当代艺术正在经历着一个剧烈的变动时期，就算这种剧变还称不上是宗派分裂。老一代艺术家(Guelman、Erofeev和刚才提到的蓝鼻子群体就属于此列)还在为那个远离无知的劳动阶层的共因冥思苦想的时候(就像蓝鼻子群体那样，劳动阶层的弱点被他们放大)，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则拒绝与这些老艺术家们分享这种“功成名就”的地位，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艺术工人”，并且积极主动地寻求艺术世界之外的观众。

部分原因是由于现实情况造成的，当前的这些人是俄罗斯第一批为生计而奔波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往往不是莫斯科本地人)，他们年纪轻轻，不可能在九十年代就拥有了私人住宅，因此处在房租和首都的高物价的压力之下。另外，那种自由组织也是一种新的现象。在过去的两年里，莫斯科最有意思的展览是艺术家自己策划的，并没有策展人的参与。其中的一个就是2009年在Regina画廊举行的展览“被征服的城市”。这个展览是一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艺术家策划的，其中包括Ilya Budraitskis、Aleksandra Galkina、Nikolai Ridny和David Ter-Oganyan。该展览是一幅社会与政治的写照，敏锐地把握住了当代城市空间及其规则与焦虑的气氛。他们这群艺术家已经具有了政治觉悟意识和抗议的动力与热情，例如Galkina的作品《难画》(Drawing Is Hard，2009，在其他地方展出)。在这件影像中，她用一只令人躁动不安的毯头笔疯狂地向那些国立大楼、汽车、靶子、圣诞树等东西的图画“射击”。青年一代的艺术家并没有以空洞的、具有新审美特征的形式主义自居，而是采用了“流行”的写实形象、叙事艺术、绘画，甚至是苏联风格的说教式的博物馆装置，例如刚刚由艺术家转为策展人的Arseny Zhilyaev就是如此。他去年在Proekt_Fabrika策划的两个展览(“机器和娜塔莎”与“劳工运动”)即涉及到当代的劳工阶层的状况。不过有意思的是，他的联合策展人Sergei Khachaturov(艺术史家、新自由主义报纸的评论家)则认为他们的展览更具有形式主义的意味，而非秉承了俄罗斯前卫精神的政治性。

因此，我们无法忽略“怎么办?”这个俄罗斯唯一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艺术团体。“怎么办?”就像Ilya Kabakov那样扬名于俄罗斯境外，填补了俄罗斯艺术界(就算不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巨大空缺。即便在俄罗斯国内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个组织声张的具有社会激进性的艺术项目不仅大都在西方举办，而且恰恰就是为了西方，例如，他们最新的作品《塔：歌唱剧》(The Tower: A Songspiel，2010)尽管表现的是本土的事情——关于在圣彼得堡兴建摩天大楼的提议，以及随后对这个议案的抗议。当“怎么办?”提到批判性艺术的时候它强调的是批判性，而那些年轻的俄罗斯艺术家首先听到的则是艺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着迷于这个组织的那种并不怎么激进的艺术政治了(这个组织更热衷于卷入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的全球化网络)，而且往往将他们视为机会主义者，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艺术实践提出充分的质疑。在俄罗斯人看来，他们在上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展出的文字壁画表现得无非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很难唤起人们的激情。如果艺术家们继续这样做东西，那用不了多久，反共的、故意遗忘的和对于苏联历史的歪曲将依旧成为国家政治，那些陈词滥调也将成为发泄的材料。

俄罗斯艺术家正在面临两种矛盾的职业生涯：走国内路线的必须保证作品在形式上令人满意，可以略带忧郁，但政治上不能太过分。或者他们也可以走另一条道路：最好贴近左派，表现政治题材，以一种说教的方式引用俄国前卫艺术的东西，而且还要长于社交。那除此之外再无路可走了吗?也许还有吧，但要另辟蹊径就需要比“怎么办?”还要远离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和那种经过体制批准的批判性艺术的避难所)。在俄罗斯，还有另一些艺术家，他们试图逃离当前的社会与艺术的沮丧气氛(你也可以称这种姿态为安然自得)。

但这就需要不按艺术的规矩出牌了，比如观念艺术的老将、理论家、集体行动小组的带头人Andrei Monastyrski，他现在说，他一直以来所做的(只有少数观众，或者根本没有观众的行为表演)不是艺术，而是“存在的实践”。最近，他将自己的行为上传到了YouTube上，他用了Semyon Podjachev(已故苏联作家，文笔晦涩)作为作品名称，在上传的视频中不仅有他自己的表演，还包括一些彼此不相关的古怪视频。可是这样的作品偏偏得到了本地的一个商人Gherman Titov的青睐(他与苏联的第二位宇航员同名)。他不仅赞助出版了所有与莫斯科观念艺术有关的文本记录，而且自己也变成了艺术家。

最近有消息称，明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俄罗斯馆将举办Monastyrski与集体行动小组的展览(由Boris Groys策划)。至于Monastyrski能吸收多少当代艺术的成分，以及他的怪诞艺术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世界所承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