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春晓(以下简称“杭”)：最早北漂的产生，是指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体制为生存状态的背景下，没有官方体制的保障，但是又生活在北京为艺术梦想而打拼的那一批人。现在随着江湖的非体制形成以及被体制化，“北漂”应该是指在北京挣扎或劳作，官方和非官方这两个体制都没办法进入，还渴望有一天能够找到组织、实现个人梦想的那群人吧。

盛 葳：那就跟画廊有关系，已经跟画廊签约的就不叫北漂了，北漂应该是在努力进入画廊、展览、拍卖等当代艺术机制的过程中又还没进入的。

夏彦国(以下简称“夏”)：已经有知名度的艺术家也就不能算北漂了。

李国华(以下简称“李”)：北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就像当年方力钧、岳敏君他们不想进入体制，找不到工作，追求自由，不愿被束缚的那种精神。今天我们说北漂，可能就是一种物理上的位移，比如从四川到北京，创作跟当年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漂的意义就不太大。

杭：国华讲的这个倒提醒了我，现在有一类“伪北漂”，他们明明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体制内的生活状态，是由于北京可以提供一个其他的机制才到北京来，就是盛葳刚才讲的“双城记”。今天的很多北漂行为都包含着那个时期对个体自觉意识的追求，那个时候的某种个体自觉也是因为没办法，但今天并不是在那种困境下。我认识的很多艺术家，在地方有自己的工作室，又在北京设一个作为社交手段，这类人肯定就属于伪北漂。

盛 葳：这实际上就是锦上添花，他们占有了一个体制，但还希望获得另外的资源，另外的这些资源实际就是我们说的当代艺术圈，这也在日益形成一种新的体制。

杭：对。真正的北漂应该是不被任何体制关注和恩惠，仍然在坚持自己想法的人。

盛 葳：那样的创作基本上很难与画廊合作，但国内又没有其他的非盈利性的机构，更缺乏这种机制。

杭：未来可以跟画廊合作，画廊的责任恰恰是把他们身上的创造性挖掘出来并加以推动，到那时他们就不是北漂了。回头想一想，80、90年代文艺界的北漂，现在很多都成了大腕啊。

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英、毛阿敏他们都在中央歌剧院地下室里住着，有演出了她们就出来走穴，很多人当时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北漂”这个词用在当代艺术圈里，或者用在年轻艺术家身上，我觉得应该是指那些没有官方机会、展览不是很多、和画廊合作很少的人。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困难肯定是不少的。

杭：最明显、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生存困难，美术界似乎还没有非常典型的极端悲惨的例子。

盛 葳：其实在798附近有一些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艺术青年，租不起工作室，只能租个民宅或是几个人合租一个工作室，他们每个周末都来798把各个画廊都扫一遍，好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想总结出一个准确的方向是很困难的。中央美院赵力教授有一个看法，学生毕业后4年之内还处于一个摸索期，漂也好不漂也好，在这个摸索期内的东西变化是很大的。画廊在考察他们时也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方向特别多，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杭：这是由生存困境转向了创作困境。任何一个艺术家，除非有极其强大的个体精神，其创作一般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像盛葳讲的那样来798转转，因为798代表了一种商业体制被接纳的模式或是风格，他们会到这里来寻找出路。

盛 葳：实际上当代艺术的新体制还是设定了一个目标给他们，无论是在创作风格上还是在生活上。

段 君：一个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其实还是希望进入当代艺术的体系，进入之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我认为一个好的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应该是反体系的，在这个体系成型之后要撼动它，重新给它异样的能量。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政治改革还没有达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画廊及艺术家能够共同生存的程度。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强大才会出现北漂艺术家，在西方那种把体系和户籍制度淡化的地方，不一定能出现这种情况。北漂最根本的困境还是源于社会上的体制强压，这种压力对艺术家的创作是好还是坏，应该更细致地进行分析。

随的是“体制”

杭：北漂在中国是作为理想主义和光辉事物的象征而存在的，人们认为北漂最起码在道德上遵守了一个艺术家应该遵守的东西。追溯到根本上，是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整个社会是一个务实状态，每个人都没有归属感。北漂的成功是经济上而不是精神上的成功，很多人来北漂自然也就丧失了对归属感的追求，所以我很怀疑这个年代北漂的精神饱含度。我承认北漂的某些细节仍然蕴含着如同早期的精神特质，但是整个务实主义的运行机制没有办法塑造一个形象或场域，中国缺少的是一个把各个闪光点汇集成太阳的机制，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段 君：我同意杭春晓把北漂和社会思潮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社会不应该把一个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作为道德的象征。北漂艺术家真正的困难，是从别的地方到北京之后不仅找不到创作方向，还丧失了工作的对象。当然，一个艺术家是不是要有工作对象或对手，还值得讨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光要在自己的创作风格上找到方向，还应该在社会针对性上找到方向。我们青年一代，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对于中国社会真正的压抑是什么并不太清楚，只有先弄清楚了才能有所创造和突破。其实要进入当代艺术的体系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盛 葳：你刚刚说中国和欧洲的“漂”有出入，我也能理解。在法国，有很多艺术家会去占领烂尾楼或是立交桥下面的空间，政府发现有艺术家在这里创作，就会围起来做成工作室，利用税收来解决这件事。但是在中国，北漂的权力不能诉诸于某个渠道来解决，所以会产生梵高似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