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跟踪采访到24位全国政协委员中的“艺术圈面孔”，发现不仅一些原本就是话题的现象，被他们作为提案申报，更有很多不被关注的艺术问题，也成为热议的焦点。

(文中受访者均为全国政协委员)

富春山居图

2010年两会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就“两岸关系”答记者问，提及由于历史原因分藏于两岸的元代黄公望画作《富春山居图》时感慨道：“画是如此，情何以堪。” 2011年1月，两岸终于达成协议，《富春山居图》中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剩山卷》和藏于台北故宫的《无用师卷》，在隔海相望60余年后，将于6月在台北合璧展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向记者介绍说，此次合璧展出，标志着两岸文化交流被进一步推进。对于公众十分关心的此次合璧展之后，《无用师卷》能否返回创作地——浙江富春江畔再次展出的问题，郑欣淼称，就两岸目前磋商的结果来看，《无用师卷》暂时不会在大陆展出。“但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将来总有机会回来展示。”

郑欣淼还向记者介绍说，2012年台北故宫将举办《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大展，届时，北京故宫还将借给台北故宫20余件藏品。“一些民众认为这样的单向交流不对等，但作为博物馆，我们希望海内外同胞能够欣赏到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据郑欣淼透露，尽管台北故宫目前还没有将藏品拿到大陆展出，但是在今年北京故宫筹备的“兰亭大展”中，台北故宫还是决定拿出一些资料和文献。郑欣淼说，“两岸交流不可阻挡，两岸的同胞也都想看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瑰宝。”

而2010年两会期间，提出“《富春山居图》在原创地合璧展出”的提案，引起温家宝总理关注，并加速促成了《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重要人物之一、艺术家何水法，则略有遗憾地对记者表示，“按我的想象，这个展览应该在去年完成。因为去年正值《富春山居图》创作660周年，而且创作年和2010年一样，都是庚寅年，非常有意义。”

文物保护

2010年底，清华大学百年古建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学堂突发火灾，9个消防中队的308名消防员赶至现场扑救。因此，文物保护中的各种问题成为此次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华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庭皓认为，文物保护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目前受到很大冲击。比如虽然法律明文禁止，但还有不少文物保护单位，打着文化企业的招牌，当作企业资产来经营。“如果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这种现象就能杜绝。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当作当地政府资源，随意处置。”张庭皓还说，在城市改造中，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古代民居被拆除，除了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专家团队对这些文物建筑进行研究，缺乏对古代民居的价值判断。另外，古代民居的所有者，也缺乏对建筑的价值认知。因此当政府拆迁时，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或者获得赔偿，这些所有者并不会诉诸法律。使得违法的拆迁即便受到各方批评，也因没有原告而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普及认识并重视文物建筑价值的观念也很重要”。张庭皓在今年的提案中，特别建议实行文物督察特派员制度，对于破坏文物、违反文物法进行非法建设的行为严格监督。“这些督察特派员应由国家文物局派驻各省，和当地没有瓜葛，受文物局委托来监督。”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张柏，则就各地不断兴起的文物复建现象向记者表示，文物复建要慎重，首先不能破坏原址。其次，复建后的建筑性质是现代建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物。第三，复建的设施中，应尽量留有完整的文献资料。张柏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要复建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除了有形的文物实体，文物的概念也越来越广泛。很多具有物质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纳入文物范畴。比如少数民族的服装，过去认为不够文物级别，近几年却被外国人大量收购，运往境外。而《文物保护法》中，由于现代少数民族服装不够年限，因此并未禁止出境，大量流失后造成很大损失。田青说，收藏中具有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很大，比如风筝、面人、杨柳青的年画，过去“上不了档次”，然而由于传承不力，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就使得它们变成文物了。田青认为，传承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观念。“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民族服装好看。因此，国家再怎么提倡保护都没有用。保护传承的根本在于民族的文化自觉性。”

文物捐赠

本刊曾就个人文物捐赠的路径不畅做过题为《文物回流困境》的报道(见2010年9月10日第八期)，今年两会期间，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处长余辉就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简称《捐赠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余辉向记者介绍说，《捐赠法》自1999年9月1日施行以来，较为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捐赠法》的一些缺陷或问题逐步暴露出来。首先，《捐赠法》没有规定明确的管理部门和明确的监督方式，造成公益事业管理存在一些困难。出现的问题是，募捐活动大多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登记制度，随意性较大等。另外，缺乏对公示制度的具体要求，因此实际捐助活动公开透明度不大。捐助资金分配及使用不够公开，引起了捐赠者的疑虑和不满。余辉说，在捐赠过程中，一些知情人，掌握到一些不合法行为，比如某些捐赠款项被挪用，当他去举报的时候，法院却以他不是直接受害人，而不予受理。因为只有捐赠方才能诉诸法律，所以丧失了大众监督。

因此，余辉建议，应该明确民政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另设监督机构，扩大诉讼的主体范围，为了使公益性捐赠得到社会监督，使其透明公正，知情者可以作为公益性诉讼主体。法院可据此对公益性捐赠的相关案件立案。

此外，余辉建议给公民建立捐赠档案，当公民捐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除落实现有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应对捐赠者给予社会认同和多方关怀。例如在原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扩大税收优惠幅度，建立国家功勋制度，根据捐赠财产的额度，给予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为捐赠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医疗VIP服务以及其他VIP服务，增强激励机制。

余辉说，现有《捐赠法》仅就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以及境外捐赠方面的优惠作了规定，但捐赠物品的抵税问题，特别是文物、珍宝等无法直接开具现金收据，捐赠普通物品的价格核定也缺乏法律依据。他建议，核定文物、珍品价格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参照市场行情，普通物品的价格可参照《产品质量法》关于制造商、销售商、消费者三类人群的划分形式，对三类人群捐赠物资时按各自的实际付出分别核定捐赠额度，以体现社会认同的公平性。

此外，余辉还建议在《捐赠法》中对媒体报道作出原则性规定，使媒体充分发挥正面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