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威尼斯双年展创立以来，各国作为个体派艺术家代表参加国家馆展览这个传统就一直沿袭了下来。有的国家由其文化部提供财政支持，例如意大利等；另一些国家则由外交部提供财政支持，例如巴西等。当然也有一些特例：乌克兰国家馆由一位私人藏家进行资助，而波兰国家馆则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资金。在威尼斯双年展创办的头50年，参与国家不足20个；而在1950年之后，参与国家的数量开始逐渐增长。除开在最后关头宣布取消参展的巴林与黎巴嫩以外，今年共有89个国家参展，创下了历史新高，证明了当代艺术的全球化扩散。

威尼斯双年展规模的增大意味着艺术家、文化机构以及国家个体在不停地进行竞争——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关注度，更是为了获得在国际上的认可。各国家馆的代表艺术家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地产生了某种影响。

博览会场所的氛围能表现出对艺术的重视——它将艺术看作是一次值得纪念的体验，而不是某件珍贵的物品。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概念环境的国家馆是最值得推崇的形式，许多有经验的参展者都会选择这种形式，例如德国馆，它在今年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最高荣誉——最佳国家馆金狮奖。然而在艺术家之间最受欢迎的是瑞士馆：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 Hirschhorn)的“Crystal of Resistance”利用现成物品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世界。这场展览用无秩序和政治性取代了秩序和中立，公然藐视了瑞士的陈规旧习。赫赛豪恩在精神上独立，拒绝迎合政治权威以及艺术市场。他的装置作品中充满了破碎的玻璃、银箔、硬纸板、棉花棒、塑料椅子、旧手机以及低分辨率的战争彩照，这些东西都被棕色的胶带绑了起来，这也是赫赛豪恩标志性的特征。

让人意想不到的政治立场是另一种能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独树一帜的方式。而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个场馆比波兰馆做得更好。波兰馆的代表是以色列艺术家亚尔-芭塔娜(Yael Bartana)，她创作了关于犹太复兴运动的三部影像作品。波兰对亚尔·芭塔娜独创性的接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优雅的民族主义，获得了艺术届鉴赏家们的高度赞扬。

相比之下，能够预计的政治姿态给人的印象总是浮夸空洞。年轻艺术家组合Allora & Calzadilla在美国馆外放置了一辆上下颠倒的坦克，一位奥运会运动员则在坦克上放置的跑步机上进行跑步训练。这件作品传达的信息与它所产生的喧闹声一样枯燥乏味。而布置在场馆内的雕塑作品“Algorithm”——管风琴与功能健全的ATM机的结合——则显得更为成功。当艺术爱好者们从ATM机里取出欧元时，还能听到这件作品发出的赞歌一般的和弦。

考虑到阿拉伯世界一直存在的骚乱，沙特阿拉伯馆也引发了人们对它的评论——尤其是考虑到被选中的两位姐妹艺术家代表在周游世界时摈弃了她们的面纱。莎迪娅与拉嘉-阿莱姆(Shadia and Raja Alem)两姐妹在场馆中创作了大型雕塑作品“The Black Arch”。这件作品涉及到了麦加，然而并不清楚她们将自己的艺术看作是对宗教的服从、还是与宗教进行竞争。

新的参与者有时会认为国家馆应该描绘他们的国家——就好像代表艺术家是被国家旅游局选中的公职人员一样。阿塞拜疆的代表艺术家Aidan Salakhova就深受其害。以莫斯科为基地的Aidan Salakhova展出了两件雕塑作品：“Waiting Bride”刻画了一个蒙着黑色面纱的女人，“Black Stone of Mecca”则是一件看起来像是阴道的大理石雕塑。这两件雕塑引起了阿塞拜疆总统Ilham Aliyev的不满，最终被白布包裹起来并且撤离了展馆。

初入艺术界的新手是有借口犯错的，然而今年意大利馆的表现却让人难以接受。意大利馆由艺术史学家——更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电视名人——维托里奥(Vittorio Sgarbi)担任策展人，展览命名为“Art is not Cosa Nostra”。如果说国家馆展览通常代表了一个国家对待艺术的态度的话，那么观看了今年意大利馆展览的游客们可能会惊掉大牙：似乎意大利人觉得当代艺术就像毫无思想的廉价商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