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不到的“手续”
2010年，朱泗滨打算调查这批画的去向。他找到4任文化馆馆长，向他们询问交接情况。然而大多数人无法提供交接清单。
“手续”突然成了稀罕的东西。不仅当年闻钧天赠画没有任何证明，文化局从文化馆提走150幅画时，也没留下任何收条。
朱泗滨曾向一位前任馆长询问：“你接手时有多少幅？”“100多幅吧。”对方含混地说。朱泗滨找他要交接清单，那位前任馆长却说，搬了四五次家，得花一个星期找找，自此再无音讯。
唯一提供出交接清单的，是搞统计出身的文化馆原馆长张少华。这也是朱泗滨寻访的第一个见证人。那时，张少华已经中风4年，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事。“我有我有，你坐下，我去找。”
没过多久，张少华就从书房内找到一本工作笔记，里面对折夹着一张清单，十几年后，那张纸已经变色，但字迹依然清晰。清单里记录着交接的具体情况：1994年他从上任馆长手中接过这批画时，只有123幅，其中闻钧天的画少了16幅，闻立圣的画少了1幅。123幅画共分为7卷，张少华还用编号标出缺失的部分，并注明交接见证人。
朱泗滨当场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抄了下来。此后，当他想再去复印相关证据时，却得知，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了。
“谁拿出去、为什么拿出去，都应该有严密的手续。”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陆建松说，“博物馆工作是专业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现在有一些地方，很多人因为转业没地方去，就被安排到博物馆和文化馆，但他们并没有这个专业意识，而且部门建设、内部检查制度也不到位。”
这些寻访不到的手续，为文物的一次次流失埋下伏笔。“关起门来就以为都是他们的了。”浠水县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感叹道。
“关起门来就以为是自己的”，这样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2010年，陕西咸阳人卓登向媒体披露，曾任于右任卫队长的父亲传下了一批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后来，他将122件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十几年后，捐赠却成了一笔糊涂账。“政协说这些东西找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卓登说，当年经手的一位政协官员告诉他，这批作品可能在第二届或第三届政协时就“不见了”，他推测，大概已经被私分了。
2011年，有人匿名举报，上世纪90年代捐赠送给天安门城楼的一批书画作品中，包括程十发在内的5名画家的8幅作品如今下落不明。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因为管理不善，长毛发霉。
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浠水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试探性地问道：“故宫、天安门那个不是比我们的问题更大吗？”
优雅的人情
实际上，真正刺伤公众感情的，还是“被领导拿去送人了”这几个字。
早在2005年，国家文物局就曾下发通知，明令禁止用国有文物送礼。那时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是革命老区所在地的政府机关和文物单位工作人员，也拿国有文物向上级部门负责同志送礼，借此跑项目要经费，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网上，人们称此为“雅贪”。“现在送钱贿赂已经不是新闻了。”浠水县一位书画界人士说，“这些人就是利用身份之便，利用交接手续不清，为自己的利益把文物拿走。”
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陆建松看来，类似事件的发生，凸显了一些人的认识误区——文物的保管单位就是文物的所有者。
“文物一旦捐赠给国家单位，就属于国有资产，任何人不能随意处置，更不能以公家名义送人。”陆建松说。
然而，国家文物局的通知并没有让这个现象消失。国有文物不仅收藏在博物馆里，也保存在图书馆、国有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地，但对这些地方的国有文物，目前还存在管理空白。
“国家文物局只能管住博物馆系统的文物，甚至连博物馆也管不住，你看故宫，就更别提博物馆系统之外的了。”陆建松感叹道。
即使是在有严格制度规定的博物馆系统内部，也出现了管理漏洞。陆建松曾去西北偏远地区的博物馆考察，看到一些文物随意地堆在库房里。还曾有博物馆的负责人对他说：“陆老师，你拿走一件吧。”珍贵的国有文物瞬间就可以变成一份优雅的人情。
如今，150幅画还没有完全找回来，它们日后的命运却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朱泗滨的设想里，画作被找回来后，他要办个画展，然后将其拍卖，成立基金，支持浠水县民间文艺的发展。“任何人别想从里面揩油。”他挥着手臂，探着身子大声说。
然而在官方口径里，这批画将移交博物馆保存，因为“保管技术、条件会更好一些”。
浠水县博物馆馆长岑东明说，如果“十二五”期间博物馆新馆建成，所有的书画作品都会有机会展出。“博物馆收藏的文物肯定不能拍卖。”他说。
除了博物馆收藏的10幅作品，另外已知的63幅赠画如今存放在哪里也成了件讳莫如深的事。浠水县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批画正准备移交博物馆保管。而文化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称，不知道画还在不在文化馆，他略带歉意地说：“您知道，这个画很值钱，对您说了，要是报道出去，让人看到……”
而被很多人忽略的一件事是，闻钧天的赠画在浠水停留了30年，几乎一直沉睡在仓库或是领导家中。还没有一位普通市民得以在公开场合，好好欣赏一下这位画家献给家乡的一片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