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康：董事长说了算到规则说了算

艺术圈内人人侧目的“艺术市场暴利”是最近7年才引起广泛关注的，但是在整个中国经济来说，艺术市场产生的亿元、千万富翁仅仅是小数目。实业、地产、金融业造就了更多的财富神话，尤其是最近10年，金融业的发展引人瞩目，比如，1996年成立的民生银行经过14年的高速发展总资产超过17000亿，而同一年成立的泰康人寿截至去年底的资产总额也有2014亿元之多，税后利润24.95亿元。

陈东升是企业家中“92派”——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兴起商业化大潮，很多人从政府或研究机构等体制内下海从商——的代表人物，1992年颁布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给了他这样的先行者创业的机会。他在媒体上看到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艺术品的信息，敏锐地联系到中国也会有这样的市场需求，就去拉钱拉人创立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拍卖行嘉德，然后在1996年又抓住审批松动的机会创立泰康人寿，成为《保险法》颁布后诞生的第一批专业寿险公司。

陈东升在嘉德的经历自然延伸出他对艺术收藏的兴趣，不过公司创立之初他决定泰康进行公司收藏的时候，在公司高层来说有点不理解，现任泰康副总裁邱希淳是当时的亲历者之一，他坦承“要说当时大家能形成共识是没有的，是董事长在自己力主推动这个事情”，好在当时的股东、董事、公司高管对陈有充分的信任，也认为公司是应该有点赚钱之外的社会的价值的东西，所以在公司内部尽管没有共识，但是仍然逐步推行。

这或许是中国民营公司的常态，主要领军者的远见和权威往往具有决定的作用。中国最早进行企业收藏的企业家——沈阳东宇、成都上河都是企业家本人爱好文化艺术甚至是有艺术背景。对中小型私人企业来说，“公司收藏”和老板“个人收藏”的界限非常模糊，有的企业主设立的所谓博物馆其实还是企业主个人的，也随着企业主的财富变迁而散失。

陈东升的决定很快得到了艺术市场的印证，2003年以后中国艺术市场出现了全球瞩目的暴涨，这让陈东升的决策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邱希淳说早先自己在家里就摆个家庭照片，这几年也开始挂油画装饰了，对艺术收藏有了亲身的体会。随着策展人唐昕2003年的正式加盟，泰康人寿开始对现当代艺术进行系统化收藏，这也才有了今天的泰康空间和颇具规模的企业收藏。

14年来他们累计用于艺术收藏的资金超过亿元，已经有数百件当代艺术藏品以及少量的古代、近代艺术品。包括唐昕在内的专家团队把艺术收藏主要定位为1942年以后的中国现当代艺术。邱直言主要收藏当代艺术品，首先因为“资金有限”，要从古到今收就太零散，其次，也因为“收藏现当代艺术有一个选择过程，我们很乐意接受这个挑战”。

泰康刚开始收藏艺术品时候相对比较随意，主要基于陈东升的个人意志，在费用安排上也采用按照固定资产装修记账等方式，而之后，随着管理的规划化，邱说他们“一、二年前进行了初步的规范，这是董事会所要求的。

说不管大小支出，因为这不是你主营业务，也不是正常的人力成本支出，也不是宣传支出，你为什么要支出？所以要规范，所以我们就把它明确规范为品牌建设下面的公益支出部分，再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规范这方面，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希望为泰康公益的事情专门设立一个基金会“。

由于嘉德是泰康的股东之一，对于公众关注的泰康是否会“偏好”从嘉德买进藏品的问题，邱希淳说他们的确从嘉德买过些艺术品，也从其它拍卖行、画廊乃至艺术家手里买，“的确有很多人会质疑你是不是和嘉德有关联交易、利益输送，一方面嘉德把买家的东西压低了，送给我们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高买了把钱给了嘉德。但是泰康不可能这么做，因为所有透过嘉德的东西如果便宜卖给了泰康，卖家觉得自己吃亏了那嘉德就做不下去。”嘉德是国内最重要的拍卖公司之一，要收藏艺术品而绕过它几乎不太可能，而且到从嘉德买东西的一大好处是“嘉德至少不能把董事长骗一下，把假货卖给泰康”。

“我们可以拿数几千万每年来投资艺术品，这是梦寐以求的，股东说我不求回报，我就给你拿去玩去了，这还是蛮厉害的，而且是持续给，这个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就有影响力了。”

民生：接近艺术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我走了一圈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全世界是最牛的，最厉害的，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复杂，他承受的内心压力特别的大。这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不能比的！”

中国民生银行介入艺术的步伐晚于泰康，不过他们最近3年的举动声势颇大。主导这一行动的是民生银行品牌战略部总经理何炬星，他办公室外的会客厅里满是画册和拍卖图录，仅有的几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提醒我们这是家金融机构的品牌管理部，出乎意外的是他还像艺术批评家一样热衷谈论“现代性”、“现代主义”和文化的宏大话题，民生银行过去的公益慈善捐助侧重教育扶贫方面，何炬星说他尝试开发一些新的项目，比如4年前开始以少量资金捐助一些艺术项目和艺术机构。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很快就成为大众媒体上的话题和有产者关注的理财项目，这给了民生银行介入艺术更多的动力。

何把介入艺术看做是施展他的品牌理想的试验田，他希望民生的作为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为社会提供一个样板。他透露说捐助美术馆之前他们进行了调研、评估——显然，何在民生的位置和陈东升在泰康的位置完全不同，他需要更多的资料和证据说服上层同意这一决策，“在民生内部，至少现有的决策人对我关于品牌的方向以及我关于对社会的责任的一种行事方法还是非常支持的。并且我们的这些主张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团队。”

何炬星认为促成民生银行介入艺术既有必然也有偶然性，“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既有它存在的基础也有它发生的偶然性。如果说偶然性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因素或者说某几个人的因素，我觉得也是存在的。每一个历史环节当中，都是需要多种因素构成一件事情的合成的，如果失去这种条件，我觉得这种事情或者中断，或者消失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在公司内努力把这种“临时举动”变成“常规项目”，“尽最大努力让民生把我们做对的事继续做对下去，并且给它形成制度，成为机构的意志”。这似乎已经获得了上层部分认同，2008年11月民生银行董事会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公益捐赠基金”，每年将以民生银行税前利润的0.8%~1.2%捐赠社会公益事业，炎黄艺术馆每年获赠的600万元便出于此。

除了公益捐助，民生银行2007年设立发起的中国第一个艺术类艺术金融产品“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在艺术界也是一大话题，为期两年的投资期结束后，他们于2009年7月公布绝对理财收益率为25.5%。2010年1月他们又发布了“艺术品投资计划2号”，募集资金投资中国近现代书画、中国当代艺术品和古代书画作品。这些金融产品的推出很容易让人们联系到他们在京沪布局美术馆和他们的投资有关——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等方式推出自己投资的艺术家之类的。针对这类议论，何炬星强调了民生的公益性捐助项目——炎黄艺术馆和民生现代美术馆方面——与他们的“艺术品投资计划”是相互独立的，后者是民生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是通过专业化管理为社会资本买进再卖出获利，银行方面获得管理费用，而就民生银行自身来说“没有做一件艺术品的收藏，目前民生所能够给予的资金只能满足于公益事业。在民生银行层面，他们旗下的公益项目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资本结余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收藏，但这个资本很有限”。

显然，何炬星很熟悉“艺术品投资计划”，他解释说2号把投资期限设定为3年，比一号多了一年，是因为“两年太短，3年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周期。但是3年也不是最合适的，应该是3~5年，保持一个5年的投资周期会比较好。因为艺术品有很高的回报，但是也有很高的风险，你给过短的时间，实际上只会增加它的风险。”

尽管很多人考虑艺术金融化和资产化的美好前景，但是至少从短期内来看，效益并不特别惊人，而且，把艺术品当作投资产品进行公开化、大规模的操作难度很高，何解释说“艺术品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文化评估的体系，没有建立起一个文化产业的专业化的风险体系”，这导致艺术品很难抵押和获得保险，无法进入企业资产账目。

相比房地产、股市这些更大规模的公开市场，艺术界的圈子化程度更高，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缺乏可靠的判断标准，诸如古代绘画的鉴定、当代艺术品的评判乃至拍卖成交记录——不乏合谋做出“天价”的事例——等都严重依赖各类人的操作，因此很多新加入者免不了要“交学费”。据说民生银行的艺术投资基金遭遇的难题之一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艺术投资顾问——开始他们希望聘用全职的艺术投资顾问，可是艺术圈内懂点投资的人都有各自不错的职业或者自己就是操盘手，他们并不愿意加入一家大公司限制自己，最后民生不得不与艺术品投资顾问公司邦文合作来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