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书法立轴原作

9月20日，第27期嘉德四季拍卖会结束。虽然只是一次介于每年春拍和秋拍之间规模较小的拍卖会，但为期四天的拍卖总成交额依旧高达6.81亿元。面对如此强大的购买力，从14日的拍卖预展开始，在举行拍卖的北京国际饭店门口，不少小拍卖公司向买家免费发放其印刷精美的拍卖图录，希望能从庞大的市场中分一杯羹。

近日，有拍卖图录展示了“李苦禅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作《兰石图》”的拍品，准备公开拍卖。而李苦禅之子李燕则表示，这幅《兰石图》真迹目前收藏在亲属家中，不久前还在李苦禅纪念馆展出过，从未委托对外拍卖。

一方面是艺术品市场近年来价格频频攀升，另一方面是依据拍卖法，拍卖公司对拍品瑕疵不承担担保责任，于是艺术品市场真真假假是非多，成了诚信缺失的“重灾地”。

古来作伪手段延续至今

由于造假可以获得丰厚利润，艺术品的作伪古已有之。以书画为例，唐太宗李世民因喜爱王羲之的书法，由宫廷内府搜集，而鉴定工作主要由虞世南与褚遂良负责。据传，褚遂良鉴定的法书真伪无一舛误。此时待诏文林馆的李怀琳，则善为伪迹，是个作假能手。

到了明清两代，商品经济日趋发达，书画作伪情况大增，古今名家赝品泛滥，其中不少造假方法沿袭至今。一类是用古书画真迹做假。如挖去后代或无名家书画上的原款，改添古代或名家的款、印；用拆配、割裂手法，将一本画册或条屏拆成独立的多幅等等。另一类是完全做假，有的是临摹名家原迹，有的是根据名家风格仿造，还有凭空杜撰的。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区域性特色，所谓“苏州片”、“北京后门造”等等。

篆刻家陈巨来记述，民国时期浙江嘉兴人汤临泽，曾用名家写的封条改成书画落款；用破旧明代犀角杯仿制文徵明、唐伯虎等名家印章；用松香涂在无款识的古金彝器上，假添文字；这样的造假手段，竟蒙骗了葛昌楹、姚虞琴等鉴定收藏家。

今年6月，一件晚清海派书画篆刻家赵之谦的行书“石横水分流”横幅镜心在北京拍出了540多万元的高价。从吴湖帆题跋可知，这件书法是写给吴湖帆父亲吴本善的。但在2008年的拍卖图录上，这件作品还是立轴，严格说是一副对联的下半联。由于是残件，所以成交价只有20万元多一点。

权威鉴定竟成造假新招

不过，比起类似尚可鉴别的“技术造假”，如今的艺术品市场更多受困于真假莫辨的鉴定混乱局面。

2005年河南商丘破获的“石鲁假画案”颇具代表性。造假者先找人临摹一批著名画家石鲁的画作，然后编造了一个和“文革”中落难的石鲁相遇相知的传奇故事，并在媒体上刊发《石鲁一批遗作惊现河南》的消息。随后，造假者请石鲁生前的故交好友为伪作写题跋，甚至到北京举办了“石鲁遗作展”和“石鲁遗作研讨会”。当这批假画有了“合法”身份，造假者开始高价推销，案发时已牟利4000多万元。通过这起案件，一些书画专家的不实鉴定意见，广受诟病。

不久前，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部分同学在《南方周末(微博)》刊登文章，称2010年6月，北京九歌春拍以7280万元高价拍出的徐悲鸿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为他们1983年的习作。而这幅油画的背面书有“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徐伯阳 2007年9月29日。”

9月初，商人谢根荣诈骗银行的行为被揭露。谢根荣自行伪造“金缕玉衣”，出钱请出国内五位鉴定专家。在收取了不菲的评估费后，专家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联合签署了一份估价24亿元人民币的鉴定报告。谢根荣由此向银行骗贷5个亿，绝大部分用于个人挥霍上。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本来应该是可信的“权威鉴定意见”，反而成为造假的新招数，凸显出道德的缺失。

利益驱动导致道德缺失

今年6月，信札收藏家方继孝发现自己出过图录的藏品被人仿造出现在拍卖会上。方继孝告知拍卖公司拍品有假，得到的答复是：“以后我们拍卖前请您来鉴定，但这次的拍品已经有藏家要购买，所以不能撤销拍卖。”

从2009年起，中国艺术品价格一路高涨，与之伴随的是大量莫衷一是的书画官司，利益纠纷中“李逵”“李鬼”难以辨别。

国外的拍卖公司，如果碰到真的有专家证明顾客买的是假货，那么公司经过考证后会给顾客退货；而文物鉴定则基本采信个人口碑。已故的苏富比拍卖公司亚太区前总裁朱汤生，虽然是一位英国人，却是中国瓷器鉴定专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很多买家就听他一句话，他说对就对，他说错就错。朱汤生不可能被一大堆人裹挟着参与鉴定，也不可能为了拿几个钱就放松鉴定尺度。

而反观国内，艺术品拍卖公司早已超过百家，一些唯利是图者利用瑕疵不担保的免责条款，先是将赝品假装拍卖，造成赝品已被市场承认的假象，再第二次把赝品拍卖出去。一个“假拍”，一个“拍假”，已经成为拍卖中的两颗毒瘤。而一些所谓的鉴定专家，或是行为随意，鉴定随便；或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充作内行；或是自认权威，不容异见；甚至利欲熏心，认假为真。长此以往，假货横行必将影响艺术品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