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的人体作品，最终只是再现和表现，而非现实主义的人体刻画。但她们是关于哪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再现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人文学者盖尔·维斯(Gail Weis)就指出所有的身体都是归入一个统一的参照系和标签的。并不存在着“这个”身体，或者是“这个”身体的图像。事实上，当我们提到一个具体的个人的身体时，那个身体总是被对应于一个普遍化了的身体标准或者说参照系，比如一个女人的身体;一个拉丁女人的身体;一个母亲的身体;一个女儿的身体;一个朋友的身体;一个性感的身体;一个老人的身体或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体等等。”[2] 于是，如果向京的女人体并非是关于“特殊的”的身体，或者如同维斯指出的那种“真实”的“基本”的身体，那么我们将如何应对她们?在我们的反应和她们的身体之间，摩擦和错位就会产生，从而引发出身体内所蕴藏的张力。它反映出艺术家勇于面对女性身体的“真实性”的努力。

超级模特的身体，或是所谓的理想身体形态并非是超验的和本来就存在的。对于非典型性的女性身体图像在当代文化中的表现就成为了一个公开的尝试。这并非仅仅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审美的挑战。在我看来，向京通过她的作品超越了主观的，“旁观者的眼睛”式的争论，而是尝试着解构女性图像再现的本质。正如朱蒂斯·巴特勒曾争论过的，作为一个女人 – 女性性别的象征和载体 –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概念。对于巴特勒来说，对这种概念的理解只能基于“那些历史的和人类学的位置来理解性别作为在特殊的语境里的社会建构的对象”，于是,“当被建构的性别概念作为本质上独立于生物学的性征理论化了之后，性别自身就成为了一个自由浮动的策略了”, “标准的女性/女人的定义也就成为可以公开讨论的了。”[3] 这并非是说向京的作品是关于表现雌雄同体的或者是要消解性别的角色，但它却为对于摆脱了固定的生物学意义的性征的女性主义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参考模式。

向京作品是高度的精确的，甚至是有些自然主义的。经由她的人体作品的极端的物质性 – 由坚硬光滑和易塑的玻璃钢和精细的手工以及对于皮肤质感和色泽的深层描绘所体现出 – 这些人体可以用来表现处于各种各样的精神状态下的女性身体。她们看上去的“真实感”实际上更是一种呈现的策略。 她们看上去也许并不符合通常的审美标准，甚至可是说是丑陋和怪异的，但她们却更为接近真实的女性人体的复杂本质，她们有可能会感到一种“由于被自我的表皮所束缚着的不适”，但就是这种令人不太舒服的荒诞的呈现传递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力量。

仅仅是关于表皮?

苏珊·波尔多提醒我们，长期的接收来自减肥节目，广告，时尚以及许多其他的由化妆品和医药工业所制作的关于女性人体美的观念正塑造着我们头脑中对于女性标准审美的模式，却又没有定义或者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参考。[4] 于是，否定或是机会主义者式的利用非“理想和标准”的身体就揭露出了女性身体的多样性。拒绝正统的对于女性身体的审美定义，向京从象征性和肉体性两方面塑造了那些女性人体。她们可以被从许多不同的层面加以解读，体现出艺术家个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倾向。她们是真实的然而又是非写实的，她们徘徊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这当然不是说作品没有特性或是基于现实性。正相反，向京相信这正是一个表现真实与自然的最佳的方式 – 从主观的、情感的、本能的角度出发，再辅以高度精确的表现技术。

在这里我们感知物理上的“真实的”人体与我们对于女性的社会学形象的批判相重合在了一起。这种形象本身所体现的多重的物质性，通过含蓄的然而又是强有力的对于女性身体的独特呈现 – 它们通常总是受到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技术的、场所的、空间的以及时间的影响 – 从而既可以被视为是对于当下的当代艺术实践的既定模式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的视觉文化中对于女性视觉形象的始终贯穿如一的表达的一种可行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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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嘉韵，“中国小姐：在全球化舞台上的超级视觉化的女性身体”。摘自

[2] 盖尔·维斯，身体图像：作为交错现实的体现，Routledge, 1999, p. 1.

[3] 朱蒂斯·巴特勒，性别问题：女性主义和身份的颠覆 (1990), Routledge,, pp. 1 & 6.

[4] 见苏珊·波尔多，不能承受的重量：女性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