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当代进行时，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成正比的文化关系，不以地域文化特征而改变其运动轨迹，更不以个人的好恶而改变其发展逻辑。虽然我们身处特定的意识形态情境里，一些方针、政策、制度无可避免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形成对当代艺术发展和推进的实质性的阻力，而是在社会经济与民主的进步中，不断地彼此包容，相互关照，渗透融合。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民主、文化同步发展的三十年，也是本土现当代艺术由弱转强的历史递进过程。从大一统的国家现实主义，工具化的意识形态主义，逐步向艺术的本源化、多元化、个性化、表现化嬗变，过程是艰难曲折的，甚至是痛苦寂寞的，但进程却是令人感动和欣慰的。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是由多项指标的高扬组合形成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当代艺术，其指标的高低，肯定会与其对应的经济基础之间，产生合理正比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相反。有理由相信，社会的进步必然会带动或促进艺术的进步。本土当代艺术的未来，持续向健康多元的文化生态目标发展，既是命令式，也是不可逆转的。

新疆的艺术生态，既有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也有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双重“影响”的影响下，艺术在当代的进行时，步伐略显沉重，进展略显迟缓。而这种与内地文化生态发达地区的差距拉大，不能不说原因甚多，迷障重重。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这里的艺术现场的火爆，与内地几近同步，也产生过一些优秀艺术家和作品。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却未见太多新的变化。在艺术方式和观念上，似乎有一种对“’85”的守望恋旧情结。不可否认，新疆的多民族杂居的社会形态，对于当代艺术资源的丰富，有着其独特的地缘优势。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繁复多义的社会资源，智慧的过滤与取舍是必要的，否则，有可能被“资源”吞没。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文资源使用的能者，往往是外来者而非本地艺术家。究其原因，过分的“贴近”，犹如管中窥豹，难免以偏概全。我们常常以“占有”而自负枉大，殊不知“有”的至高境界是“无”。当然，拖累前进步伐的核心因素，不能不归咎于观念思考的滞后。“核心”既滞后，艺术整体形态的落伍也就在所难免。衷心祝愿，少一些约束，多一些宽松；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实验。不良局面与改良局面的始作俑者皆为“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是，将不难迎来谐和至善的朗朗丽日。

陈 默<BR>2009年4月于成都龙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