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千经过近一年的潜心准备最终呈现出了很具实验性的个展“超常”。“超常”包含了两层内含：一方面指具有超出寻常，或超出一般常态之意。一方面则是指超日常经验之意。正是在这个视点上，艺术家打破了以往个展在交流上过于个人化的模式，而是采用更开放的艺术观念，直接从跨学科的方法入手，将建筑、文学、戏剧、舞台、大众媒体、体育用品、现成品等作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借用其它要素的“介入”来改造艺术自身的语言系统，以扩张装置艺术的内涵与外延。

众所周知，杨千用近三，四年的时间痴迷于新绘画和装置的实验，其艺术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然而，在这次“超常”的个展中，杨千不再把单向的技术作为首要出发点，而是让技术服从于丰富的艺术观念需要，让艺术回归观念本身——艺术建立在艺术想象之上，建立在审美判断之上，建立在关系美学之上，建立在语境基础之上。在这一网状的思路中，艺术家聚焦于具体问题，以微观学方法剖析日常事物的关系。具体说，杨千并没有走向今天在中国非常时兴的纯粹抽象艺术，而是选择了社会美学的观念。与之前创作的“浴室绘画”、“活动绘画”、“双重绘画”相比，他于2008年在“南京三年展”开始实验的“碎纸屑”装置可以说是一次个人艺术的跨越。如果说他之前的“浴室绘画”强调的是私密的朦胧语言，那么这之后的“活动绘画”和“双重绘画”则依赖于图像之间的移动和替换折射出当今社会中的家庭伦理问题、生命问题、国家冲突问题等。而从2008年至今他显然发现了一种更符合自身艺术表现的媒介——经由碎纸机粉碎后的纸屑被观念性地转变成某种视觉形象，他用碎纸屑制作的“人民币”、“美元”和前美联储“格林斯潘肖像”。一方面是对由美国“金融海啸”导致的全球经济崩溃及社会动荡表现出的忧虑和批评，甚至嘲讽式地把人民币和美元制成了“1001”，币数的增大似乎预示了金融系统存在着不确定的通胀危险。数字包含了双重象征意义，既暗示了从零到无限之意，又影射了金融危机把世界拖入难以预料的深渊。一方面用财经杂志碎纸屑营造的前美联储的神话人物“格林斯潘肖像”可以说是对这位昔日金融帝国的“教皇”和“金融海啸”始作俑者的嘲讽。

杨千之所以利用这样的媒介方法，就在于他站在怀疑和批判的立场将媒体世界看作是非物质的虚幻性的东西，今天的媒体在现实中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还是在商业和文化上都具有诱导性、支配性和控制性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媒体世界理解成某种软性的、透明性的“暴力”，它具有柔和的、劝诫的、抚慰的、监控的作用，人们在这种被过滤的软性媒体中既难以看清现实性，又放松了警惕性，还丧失了判断力。这正是他以这样的艺术方式提出对媒体世界的怀疑和批判之所在。

 　在另一件装置“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又译为巴比塔)中，杨千以《圣经》的《创世纪》中描述的关于巴别通天塔的宗教故事作为其观念的出发点，用各种各样的书籍杂志的碎纸屑制作了一个抽象的虚幻之塔。那么，“巴别塔”到底有什么内含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巴别通天塔的故事要义是：人类向往“大同”，他们要建筑一座通天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然而，人类并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翻译，向上帝发出了挑战;他们使上帝变乱的语言得以变成一笔笔带有民族特质的财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的桎梏，沟通着人类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巴别塔似乎与翻译有了天然的联系。于是，翻译，这一伟大的事业同样也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在《巴别塔》一文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解构，他认为，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不解的悖论：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人类开始有了文化差异，从而导致了冲突。因此，杨千用媒体碎纸屑营造的“巴别塔”，其意旨在于借这一宗教寓意来影射现实世界的纷争，尤其以“巴别塔”揶揄现实世界的荒唐——金融帝国也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巴别塔”，然而却变成了一个幻灭之塔。与此同时，在艺术家看来，媒体世界扮演了暧昧的角色，与利益集团同谋编织了虚幻世界。除了这种对现实的批判，杨千作品的观念还暗示了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的不可调和性，人类在攫取享受美好的新的生活的同时却要以失去的悲剧为代价。也就是说，人类永远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

艺术家杨千充分发挥了个人创造力和利用了日常生活能量，创造的超常作品并不是如实搬用或复制原有的日常形态，而是艺术家通过对客观事物进行选择、过滤、转译和放大后艺术升华的结果。它既产生一种在人心理经验中交织着熟悉与陌生的疏离感，又创造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超日常形式，同时又进一步让人去想象、联想和体验与社会/文化语境关联的指涉、寓意、讽喻和批判。它的观念是多意的，甚至是歧义的，观众在作品面前也就有了自由而无限的阅读和理解空间......

这一切正是杨千个展“超常”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