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成都的艺术活动插几句话之前，我认真研究了一些书籍和杂志，感受一下中国艺术界的语境和节奏。结果发现，我和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被评论家的文章撕裂得更大。而有些艺术家本人的文字反而有意思，它们直接、感兴，绕过理论直达观点。

比如这次威尼斯双年展上，以创作《现代香巴拉》而被广泛关注的藏族艺术家贡嘎·嘉措撰文说，他想尽量把作品弄得容易理解并具有美感，反对把观众当傻子，希望观众花几分钟就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并喜欢，他强调他想成为人民艺术家。

这种表达，比较逆势而上，需要勇气，也需要底气。我喜欢“人民艺术家”的说法，如果摆脱意识形态的暗示，它还代表一种对公共财富和公共智慧的认同。优秀的艺术家从来都应该坐在公共智慧的塔尖，而不是坐在评论家和收藏家的客厅。有人说中国艺术家在成为“张晓刚们”之前，敢这么宣言，一旦进入爆发期，作品就脱离公共生活的轨道，被无形的手摆布。那么，就让我从现在开始，记录在案，看看艺术家在精神的连续性上能走多久能走多远。

上周，一个叫“废话”的成都当代艺术年展——作为成都双年展的外围展——开幕。这个以装置、图片和雕塑为主的展览，从场面看，规模挺大：把天艺村里里外外塞满了，随便也有上千平方米的空间来折腾;按参展艺术家构成看，也是本土外地大、小腕齐备，本地“外围名人”刘家琨、樊建川、“范跑跑”的作品也在其中。

问题是，能打动我的作品太少了。最大的感受是，观众和参展者的情感界限分明;其次，作品既无法表达和现实的对抗或者调解，更无法从美学角度还原个体追问。表潜的自娱自乐而已。这次威尼斯双年展提出“制造世界”的概念，看得出策展人急于“探询周围的世界和前方的世界”。这是一个矛盾，如果艺术家放弃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也没有对周遭变化赋予敏锐或者笨拙的回应，何谈“参与”甚至“建构”?

展览中，一下就引起我注意的是金锋09年的雕塑作品《雷锋七十岁了》，一个穿军大衣戴军绵帽的小老头，蹲在角落里，表情茫然地看几本雷锋日记。从美学角度看，建筑师刘家琨的装置《箴言2009》充满结构之美。巨大的四方形不锈钢上，中部的另一个四方形中立着一个剥了皮被展开的香蕉，其周围用多种文字围成四个圆圈，只说一句话：香蕉大香蕉皮更大。灯光让这个香蕉以及文字反射到屋顶，像只废话说多了而摇摇欲坠的鸟。我认为，其他行业的人，比如建筑师、平面设计师、园林师、灯光师等介入艺术界，从修养到眼界到思想，都有传统艺术家无法匹敌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公共事物有较深刻的参与，对人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有多重理解。

让“范跑跑”参加艺术展，是北京某评论家的主意，“范跑跑”接着就去北京参加他的艺术展了。“范跑跑”的桌子前，人们排队和他谈教育，但他已不像去年那样言之灼灼：“能有说废话的自由和空间就是件好事。”第二天成都报纸对展览的报道中，“范跑跑”的照片最大，并以他作为头版导读引出展览。成都的大众媒体，以他们特有的庸俗唯物主义气质，让艺术在这个出产大量画家的城市里像个形神游离的孤岛，以荒诞的方式漂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兴趣之外。成都的本土报纸上，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音乐，只有娱乐。

有人说，成都没有收藏家，所以艺术市场不繁荣。我认为这是屁话。相反，画太好卖了，对艺术才是一个打击，尤其对年轻艺术家而言。而成都的问题是，有艺术家，但没有广泛的艺术至尊的气氛，就像这个城市有很多美女，但没有让美女招摇的派对。这个氛围的形成，和艺术家的价值取向有关，和媒体的浅薄、势力有关，也和城市管理者对公共空间的规划野心有关。

一个城市的艺术家是给这个城市戴上桂冠。同是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人一直把自己的壁画家蒂耶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奉为荣耀，尽管他一直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墨西哥城，他的博物馆、工作室、居所是人们朝圣的地方，他为公共建筑画的壁画遍布整个城市，甚至，他为一个酒店画的壁画因为地震房屋毁了，政府就把那面墙整体移到一处，专门修成博物馆。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该考虑把艺术家资源再公共化一些，让他们参与公共事物，而不是虔诚地出钱出地，给他们修巨大的工作室，圈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反过来，从艺术家的角度看，成为一个有公共号召力的人，是否比账户上多增加一个零更加荣耀?

不管怎么说，“废话”展的作品质量普遍高过被称为“艺术超市”的成都双年展。本地报纸报道，有观众对一些作品摸、骑、搞，吓唬说这些作品投保金额很高，呼吁市民文明看展。看来，即使艺术品不想走近大众，大众一逮住机会，就要用残暴的方式折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