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彪《2008.NO.1》布面油画 160X220CM 2008
北京——华北
天津、河北，还有类似的华北城市，或多或少总会受到北京当代艺术的影响。华北的艺术家一直在当代艺术界占有重要位置，而且，无论从气候与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与北京这个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是以天津美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为主的教师队伍，一方面从事着教育工作，同时也在追寻着自己那份艺术理想。高速似乎成为这些艺术家所特有的共鸣，安静与速度的享受给予了很多艺术家最大的思维空间。据一位往来于北京与河北的画廊朋友说：“最能安静下来的时刻便是开车在高速路上，放一段喜欢的音乐，让思绪沉静之后，再考虑艺术问题，似乎会清晰很多。忽然明白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喜欢在两地奔波，似乎是寻找那种空间和时间。”
艺术家张彪是2008年7月份来北京租工作室的，原因似乎很是水到渠成，他的很多朋友都在北京，而且自己也经常到北京，觉得在北京有个工作室交流起来更方便，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租工作室之前正准备筹备一个展览，就是2009年3月底在今日美术馆和于向溟共同举办的“蠪螜主义”。他的油画作品很多，而且需要做一些雕塑和装置，那么，原来在天津的工作室不够大，作品已经放不下了，两地跑起来也很麻烦。很多装置和雕塑也要在北京做，所以就在北京租了工作室，毕竟天津北京的距离很近，开车从天津家里到北京工作室只需要两个多小时。
同时，张彪也是天津美院的专业教师，所以时间的安排很机动：如果美院有课，他就在天津一边教学，一边创作，近期他在天津也有了新的工作室;这样，周末可以来北京，见朋友，处理一些事情，看一看展览等;如果美院没课，就选择在北京多呆一段时间搞创作。
对于北京和天津城市性格的描述，他认为：“北京的信息量很大，包括各个方面的，你想回避都回避不了，这样对艺术家来说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会对你创作思路和心态等有一定的影响;在天津就相对要安静一些，没有那么浮躁，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沉淀下来，然后做出判断，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创作心态。我觉得北京和天津的距离正好，一百多公里，不远不近。经常来往京津之间当然对自己有影响，在北京可以使自己对当代艺术的潮流和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回到天津可以使自己静下心来搞创作。对目前自己的这种状态我还比较满意。”
谈到现今艺术家的这种“双城记”状态时，他谈到，这是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产生的，有许多原因，首先是首都的各种无法替代的地位，文化交流频繁、经济发达、信息快捷，还有众多的美术馆、画廊、书店、策展机构等等;另外艺术家的群落聚集几乎是一种习惯和传统，大家迷恋和喜爱这种创作和交流的氛围;还有就是艺术家的乌托邦情节，所谓自由的心态、成功的梦想等等。
对艺术家自身的独立性的影响他认为是必然的，有很多方面，特别是艺术市场。独立性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可是很不幸，这种独立性在很多艺术家那里已经或多或少地缺失了。凡事都具有两面性，艺术市场的兴起使艺术家的作品有了更好的出路，从而改善和提高了生存境况，也激活了创作热情，可以说是件好事，关键在于自己如何把握，只要你是在真诚地创作，创作出具有一定的学术和文献价值的作品，那么，就应该不是你去选择市场，而是市场选择了你。
北京——重庆
相比北京，重庆这个城市则明确的多，从巴山夜雨涨秋池的诗意到码头城市的朴质务实，一览无余。从重庆来北京的艺术家实在无法以数字计量，尤其是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主的艺术家。从八十年代初的“伤痕”美术到21世纪的卡通绘画，川美艺术家通过架上绘画带给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如今，这个城市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将“川军”在北京的力量不断扩大。对于来自山城的艺术家来讲，曾经的北京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区，没有中心繁荣的诱惑，也少了那份德高望重老先生的压力，年轻一代的力量总会凸显出来，如今，“起步在川美，发展在北京”的案例已有不少，重庆和北京，在艺术家眼中总是有那么多的不解之缘。
忻海洲是一个直面现实的艺术家，他的艺术灵感总是源自于现实生活具体情境的某一时刻的触动，他对作品的表现总是开门见山、直达主题，他出生于成都，15岁开始到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学习，然后继续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之后于1992年至今任教于四川美院。从2005年他来到北京之后，便将整个创作重点搬到北京的工作室。当然他每年回成都与重庆大约有二到三个月的时间;在西南，他的重心不是画画，而是学生和家人，偶尔也在他那个像小LOFT的工作室里画一些小画。如今，他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投入在北京机场辅路的东营艺术区，偌大的工作室里，让创作和音乐带给自己新的灵感。
对于城市环境的改变，忻海洲觉得这样的改变首先是生活格局的变化，个人生活命运的改变首先和大的社会环境变化密切相连的。中国是在一个加速度改变的国家，在这个时代，给予了不同身份的人到别的城市闯荡的机会，从而产生了另外一种生活形式，这就是类似于“城市牧民”的身份，也就是产生了“一群城市游牧民族”。对于这种城市的区别，他说：“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特殊优势和问题，例如我之前生活的环境重庆的黄桷坪(四川美术学院所在地)，形成了一种有原生态而非常自足的人文环境，重庆作为长江中游得一个重工业城市，他是一个有着码头文化和时尚混合性格的生猛城市，地处内陆;而在这个城市中四川美院的六十年文脉传承赋予了黄桷坪这个地方传奇的魅力，它有着一种想象性的国际文化视野，从地理来说它又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地方。这个环境里面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小世界’的生活方式。但是很多年过去之后，对重庆这个城市有一种惯性的依赖，对于创作而言，内心的灵感和原有的资源逐渐的耗尽，所以觉得到北京或者是换一个环境会形成新的改变。生活背景发生变化之后，会形成一种新的超越。到北京之后我的新环境慢慢的形成了，可能在之后的时间里也还会产生新的惯性，但这种城市之间的往返已使我获得了新的生活启示，对照一个艺术家要获得一种实验状态机，他也需要不断地更新生活资源和补充文化信息。所以艺术家还是需要经常的打破固有经验，从而获得看世界的新角度每个城市都会对作品产生影响，艺术家需要打破自己，找到自己的‘敏感区’。”
对于艺术家的迁徙状态，忻海洲认为这种迁徙仅仅是整个国家状态的缩影。他说道：“一直以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一直在发生的就是迁徙。之前看过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我是在工厂背景里长大的孩子，那里面的故包含着我生活中同样感悟和情愫。我们曾经的国家都变成了如今新的楼盘，成长的记忆立即化为乌有。中国从战乱年代到红色年代，然后是八十年代的精神乌托邦，一直到现在的物质乌托邦时代，其实我们一直在经历一种迁徙，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迁移，从农业文明走向都市文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每个人生活心灵的复本经验被忽略了。我们的记忆逐渐被刷新或者被抹去，在这个加速度的社会进程中中，我们正经历着什么?是否我们的内心也正在变成一片工地?我们如何减少或避免现代化过程的非人性化状况?所以我想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从回川美的那一刻到如今都仍然延续的拆迁与建设，其实这是一个中国现状的缩影。”
如今，他的新作品已经形成新的系列，《撕裂》《去死!》《挨球!》《世界尽头》《尖叫》等大幅作品在去年九月今日美术馆举行了大规模个展。这些作品无论是从画面内容、人物形象、笔触上都有了新的改变，增加了画面背景的拆迁和劳动工人等元素，或许是受到生活的直接感悟和影响，他将一种直接的生存体验加入到作品中，将情感的联系作为一种最直接的生活。这种背景的加入，是忻海洲从具体的生活经验感悟出发，他觉得对作品的影响最终还是自身的切实的身心经验，他说他的梦想是浪迹天涯、漂泊一生，在北京的生活似乎离他的梦想更近一步。
艺术家李占洋则对北京的创作环境更喜欢一些，他也是四川美术学院老师，如今每年在两地的时间分配是一半和一半。相对于重庆来讲，他更喜欢北京的天气，在凉爽的环境里能够做越来越安静的作品。至于城市对他的影响，他认为年轻时影响大，现在越来越老了，几乎没什么影响了。如果非得找出一个影响大的城市，那么他认为是重庆。从毕业到重庆，年轻而有活力，一直创作到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