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方舟指着身后的一幅作品说，“我们拒绝大头娃娃，反讽要被正剧代替了。就像冯小刚的喜剧要被《集结号》代替了一样。”“大众可能会认为这届展览里没有大牌艺术家。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特意选择的，我们拒绝流行样式。”邹跃进对记者解释说。

与“特意选择的艺术家”截然相反的是1999年的第一次展览时，彼时，中国美术界大牌云集展览现场，包括著名艺术批评家范迪安、中国美院副院长许江等人全部到场，作品囊括了从吴冠中的代表作到罗中立的《父亲》。“《父亲》是花了10万块钱运费和保险费从美术馆租的，被美术馆收藏之后，那是第一次在外面展出。”当时就任艺术总监的冯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范迪安，许江都在说，大家要一起维护好这个平台。”

那一次明星云集的展览虽然缺乏清晰的学术定位，但为之后的成都双年展积累到足够的口碑。在对当代艺术乏人问津的10年前，这群艺术圈内的学者开始鼓动投资人长期坚持下去。于是，投资人邓鸿出现并确立了成都双年展的机制。两年后，正式命名的第一届成都双年展开幕，明星艺术家张晓刚从北京带着作品回到成都参展，方力钧送来了刚刚完成的巨幅版画，一些青年艺术家则将成都双年展认作招安先锋艺术的庙堂，他们跑到展览现场撒纸钱搅局……

私人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双年展某种潜在的风险。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紧随其后的金融危机，都让以实业为基础的投资人步履艰难，成都双年展的可持续性再次受到质疑。

民营资本双年展的未来

“不能说没有遗憾，比如展望的作品就没能来成。还是资金的问题。”邹跃进站到了展场中央对记者说。

汶川地震之后，一直担任双年展艺术总监的冯斌向投资人邓鸿提出暂缓的建议。冯斌回忆说，邓鸿当时不置可否。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艺术圈内开始有人担心成都双年展是否就此搁浅。直至2009年2月底，贾方舟和邹跃进接到了双年展邀请出任策展人。

但策展中，有不少作品就因经费的原因搁浅了。

同样因为经费紧张而未能实施的作品还包括著名艺术家谷文达的装置“红灯计划”，而已经收入画册的陈丹青的作品《中国的山川》也未能在现场展出。

“这次展览资金的现金支出部分应该是270万到320万之间。再加上邀请艺术家的费用、酒店、广告牌等等看不到的部分，一共六七百万的投入吧。”冯斌计算说。

投资人邓鸿的集团内原本有一个16人的部门专项负责双年展事宜，但他们在公司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经历地震和金融危机之后，此部门已经裁员至2人。

民营资本涉足当代艺术在国内刚刚起步且诟病颇多。生意的起伏直接影响着艺术展览的可持续性。“成都双年展的最大困境应该是机制。”冯斌说，“十年前都是老板拍脑袋，现在公司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要制度化、规范化。双年展也一样。”

以各个城市命名的双年展对于推动当地的软实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艺术双年展被政府接纳为“文化名片”已成趋势。“把一个双年展完全压给一个民营老板不是一个长远的事，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盘才是重要的。”冯斌说，

在本届双年展的开幕酒会上，投资人邓鸿向记者宣布，他将启动一项艺术基金，专门运营即将开建的新艺术馆以及今后的成都双年展。“我承诺每年给这个基金投2000万。”

艺术基金的建立是一种转型，从依赖于不稳定的民营资本向专业化运作的过渡。

但艺术基金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国外艺术基金会运作</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