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簪花仕女图(局部) 周 昉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民政权的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8月20日至10月18日推出“清宫散佚书画国宝特展”，旨在纪念清宫散佚书画国宝入藏辽博60周年、宣传清宫散佚书画国宝的流传和保护历程。

本次展览精选了馆藏清宫散佚书画之精品合计45件(组)，其中不乏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草书古诗四帖》、《簪花仕女图》、《夏景山口待渡图》、《茂林远岫图》等孤本巨迹。

在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前代与当世书画珍品的征集收藏，清代在乾隆年间实现了历代法书名画的大集中，基本上把前代和当世的书画名品征集到宫中，总数达万件以上，分别收藏在紫禁城内的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并在乾隆至嘉庆年间分3次进行了鉴定整理，编成了《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和《秘殿珠林》初编、续编、三编。这批民族珍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妥善的收藏与保护。

1922年9月28日至12月12日，已退位多年但仍居住在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溥佳为名，由溥杰、溥佳利用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用黄绫包袱将易于隐藏携带的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共1353件书画珍品陆续盗运出宫。这批书画先被暂时存放在溥仪父亲载沣的醇王府，1925年，又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将这批书画运到天津，随溥仪先后在日租界内的张园、静园收藏。

1934年，在溥仪来到长春做了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皇帝后，日本关东军将溥仪存放在天津静园的书法名画及宋元善本、珠宝约70箱运至当时的长春伪皇宫内，其中装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即俗称的“小白楼”。

1945年8月10日即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夕，日本关东军准备将伪满洲国国都迁移到通化，8月13日，溥仪从长春乘火车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又乘直升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在沈阳东塔机场经停时被苏联红军俘获，其随身携带的一部分书画和珠宝，由苏联红军转交东北民主联军上缴后，由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

溥仪的臣僚、侍从、家眷等近百人在大栗子沟寄居在日本铁矿公司的一位矿长住宅里，所携带的大批书画和珠宝也存放在此。他们的行踪后被何长工、吴溉之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区所发现，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溥仪留在通化的一批书画和珠宝被全部截获，通化军区将其全部登记造册，全数转交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留在伪皇宫小白楼的大部分书画，被留在看守伪宫的伪军“国兵”所抢劫，有的在现场争抢中被撕成残片，大部分落入国兵之手而流散四处。

从东北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民主联军的组织领导下，经过革命前辈和老一代文博工作者的艰苦工作与不懈努力，这批散佚作品陆续在各地被查获和征集，在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成立前后分别由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东北人民银行转拨东北博物馆入藏，包括唐摹的《王羲之一门书翰》、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北宋摹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草书千字文》等书画珍品130余件(组)。1953年，遵照中央文化部指示，将1952年经杨仁恺、赵奇、阎万章等人在长春、兴城、天津等地清查出的包括唐韩滉的《丰稔图》等130件书画珍品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57年，又将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李公麟摹韦偃的《牧放图》、南宋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目前，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清宫散佚书画作品总数已达146件(组)，是中国收藏晋唐宋元书画数量最多、品质最精的博物馆之一。60年来，这批清宫散佚书画作品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宣传和整理研究。在辽博旧馆，这批书画设有专门的库房，每件作品均配有专门的樟木画盒和绸布包袱皮。进入辽博新馆后，专设的书画库房条件更加完善，恒温恒湿系统24小时全天运行，保存条件一流。同时，辽博还将此批书画进行了30余次的专题宣传展示。其中以2004年辽博新馆开馆时举办的“清宫散佚书画国宝展”最具轰动效应。从2006年开始，“清宫散佚书画作品展”已成为辽博馆内常设专题展，定期轮换展品，常年供观众观赏。

关于清宫散佚书画的数量，据1925年北洋政府组织编写的《故宫已佚书画目》的统计，为1200件，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的统计，为1331件，此数量更接近实际，所多出的100余件，即学术界通常所指的“佚目外”作品。这1331件书画中，外流作品达113件，以宋元为主，多为珍品。已完全毁掉的作品6件，私家收藏约40件，余则分藏在国内各博物馆，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收藏比例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