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 《草书之幻》 1919年
莞城美术馆即将举办吴昌硕先生的大展,主办方诚邀我作为粤人画家就此写篇文章,这当然是番美意。然而,我非学者,本难胜任,不过,能值此机会,重读吴昌硕先生作品,并从中感受大师的魅力和教诲,自然是快事,因此,我冒昧秉笔了。
吴昌硕先生,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对当代、乃至后代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师,他学识的渊博和艺术成就之巨大,早有公论定评,我无须饶舌。在此,我想谈的仅是:作为一个后辈画家,在仰视先辈吴昌硕先生的绘画作品时的感受和思考。
我崇敬吴昌硕先生的画作和画风,也作过些临摹学习,但我并不是吴昌硕先生艺术的研究者、追随者和模仿者,更不是专家。我对吴昌硕先生的热爱和景仰,首先是因为他的书画印作品所给予我的直观感受,连同对他生平的粗略了解和由此而引发的思考。
吴昌硕先生的绘画作品,无论尺幅大小都能普遍地给予观者舒畅、稳健而豪迈的美感享受。而且,在对这般美感的感受中,看不见丁点浅薄妄为和迂腐!他为什么能如此?我以为:吴昌硕先生用笔的稳健得益于他对“石鼓文”书法的刻苦研习而来的功力。他的构图饱满、气势纵横,得益于他治印“分朱布白”的训练,他的画中意境源自他的诗心和开阔襟怀。正如语言、文字一样,中国画的笔墨是其驾驭者的修养、个性、思想感情和智慧的载体,吴昌硕先生的笔墨能映照出他的天赋、心灵与精神!
据记载:吴昌硕先生生于动荡的晚清(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时代,命途多舛!其父为清咸丰辛亥举人,虽名取知县,但不愿为官,耕读终其一生……吴昌硕先生“幼年时求知欲很旺盛,好学不辍”,“他性不好动,独好刻印”。吴昌硕先生自己也说:“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此可见其天性与勤奋!他17岁聘妻,但尚未完婚便逢太平天国运动,未婚妻死于战乱,他将其掩埋家门树下,便仓皇逃难,常以野果、山药、树皮、树根充饥!直至同治三年(1864),他才结束了五年“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吴诗)的流浪生活。吴昌硕先生在耕作之余,酷爱读书,为借书不惜路遥。他早年便极爱钻研文字训诂和篆刻,后更潜心于“散文”的研习。到光绪八年(1882),他举家最后移居上海后,又交游甚广,并结识了任伯年,与其结为“师友”,对吴本人画艺的精进增益不少!尤其难能可珍的是吴昌硕先生在上海的日子里,对好些并不显赫出名的时贤也作挚诚交往,虚心求益,因而得知己甚众。简而言之,吴昌硕先生的优秀,不仅仅是他的诗、文、印、画的修养功力,还更有他的为人品格!他的天赋笃学和挚诚坦荡、虚怀若谷,一种典型的文人气质,我以为是他艺术风格的基因。当下有自谓崇拜吴昌硕、并要学吴昌硕先生者,则对吴昌硕先生的人格与学养,是不可不深究的!曾有论者说:“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然效之辄病,亦如学清道人书,彼徒见其手颤,此则见其肩耸耳。”可见大师的高度,绝非庸人东施效颦可以企及的!
吴昌硕先生,是一个很坦荡的人,他曾自号:“一月安东令,”也就是因为他曾经有缘仕途当过“安东县令”,但他干了一个月,自觉无法忍受“当官”的滋味,便挂印而去,奔赴现实生活的前沿,宁愿在“上海滩”以卖自家字画为生!求生存是人的本性,既然有稍逊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俸禄不要,而要面对生存自食其力地应对生计,就得“客观地对待现实”,于是他将一直崇仰的八大山人“出世”的萧疏冷峻画风转为“入世”的饱满向上斑斓,甚至在中国画上率先坦然地使用了外国颜料“西洋红”,成了“大写意最善于用色的能手”(潘天寿语)。但吴昌硕先生并不因此而“为斗米折腰”,没有丝毫的媚俗,他依然保持着他作为一个文人的风骨,他一方面执着“与古为徒”,另方面更强调:“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萧鱼脱筌”,并认定“画当出己意,模仿随尘后,即使能似之,己落在古人后。”“求己之法天曰宜”、“奇书饱读铁能窥,螺扁精神古籀碑。活水源头寻得到,派分浙皖又何为?”可见,这位海派大师、西泠印社的创社社长,吴昌硕先生却毫无门阀偏执,其胸怀多么地宽阔坦荡、无尘!要深度品味吴昌硕先生的艺术,先生的高风岂可不知!
吴昌硕先生的诗学、书学、印学均是极优秀的。他在诗中写道:“离奇作画偏我爱,谓是篆籀非丹青”。吴昌硕先生“以石鼓文入画”,是“金石派”的开山祖,然而,当我们凝视着吴昌硕先生画作时,在感受到“石鼓文”的古朴庄严、厚重雄浑外,还必然感受到他用笔的高古凝重,同时也淋漓酣畅、气势奔腾、协调和谐、一气呵成的自然而然——了无丁点的勉强和造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画成随手不用意,古趣挽任人难寻。”我以为,他能够有如此率性自由、热烈昂扬的独特的美感创造,正是古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吴昌硕先生的作品,在其人格学养的支持下,自然而然流泻出一派天然的风韵。
中国画传统的博大精深,根源于中国人的智慧。可以说,中国美学的源头是老庄哲学,在我看来:老庄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探究和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简而言之,就是“知美为美为之不美”,为什么?因为对“美”的刻意追求,难免会产生并不美的矫情与畸变,正如东施效颦。因而,一切都要合乎规律的自然而然,像行云流水一样,那才是浑然天成的美。吴昌硕先生自幼喜爱篆刻,并致力于“石鼓文”的研习,他“以石鼓文入画”,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并没有为古拙而古拙,他既没有提倡,也更没有追求什么“厚、重、黑、粗、拙”时人所谓的“金石味”。吴昌硕先生尤喜画藤本植物,画中,他的笔墨运用游刃有余,雄健与灵动相济,厚而不滞不涩,飞舞而不轻佻,其浓淡相协有律,我想这不可能是刻意斧凿而可得的,他是依托着渊博学养、优异天赋与坦荡胸襟在“画己意”和“求己之法”中感受到“天曰宜”的惊喜,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以为:吴昌硕先生是一个得道之人,他的画是“载道”的画,这个“道”正是老子所言的道,是一个根本的、至上的、主导的、永恒的、最深刻的无以言表的“道”。
作为画家,在凝视吴昌硕先生的作品时,平静地作深刻的思考。我尽管无以望其项背,更莫狂言与之比肩,但“见贤思齐”,并师其道,以期得到点深刻的教益的,这也是自然的。
行文至此,晚窗外,南海惊涛拍岸、轰鸣不断,这澎湃不息之势是因为前浪,还是后浪?“江山代有人才出,不信今贤逊旧贤”。优秀传统的承传与发展,是必然的,区区的一个我,实在无须杞忧,我深信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和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可以不朽!
(作者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