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涛和邱光平要做联展，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同住成都浓园艺术区，交往甚密，是很好的朋友，更是因为他们俩的作品一个以鸟为主要对象，一个以马为主要对象，都和传统花鸟画题材有关，尽管画风差别甚大，却有着值得探讨的共同话题。这就是：在当代艺术中如何转换中国资源，造就真正源自本土文化而不是尾随西方潮流的创作成果。

孟涛是学国画出身的，毕业后一直画带有山水画意味的风景油画，借取水墨画的皴法效果，擅长于用细线平铺的肌理来构成平面化的空间关系。近几年转向花鸟，也是因其臻于娴熟的油画技法，特别适合描绘禽鸟的毛羽。一个画家要转变艺术观念，并不靠一时的主意，而是思想、感觉、画法多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果。说孟涛转向花鸟油画，其实是只有鸟没有花，花的意象为鸟的伤痕所替代。画面上呼应蓝绿孔雀的，不是鲜艳的牡丹，而是血淋淋的创口与内脏。这使我们想起广东人吃猴脑和成都人吃鹅肠，都是从活生生的动物身上直接取用，动物的惨叫与食客的饕餮所衬托的，只有人的冷漠与残忍。当然，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人要生存，就不能不杀害动物。但人之为人，乃是因为能反省自身行为，所以从自身生态环境出发，人要去保护濒危动物，保护鸟类，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人作为精神存在，意识到自身生命与其他生命的共通性，所以要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即便是取食动物，也决不能虐待动物。因为任何虐待生命的行为都是对人性的伤害，都是对人的精神心理的伤害。孟涛的作品从不画人，但人就在画外，因为那些美丽禽鸟的惨状都是人之所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任务不是谴责，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如何在感觉、感受中去触及并揭示人的视觉心理，使那些被习惯钝化的公理与常识，重新成为每一个观画者必须直面的问题。他用了很多心思把作品画得如织锦一般辉煌而灿烂，丝丝入扣的笔触、鲜活亮丽的色彩、精心讲究的构图，一切都像宫廷花鸟画那么富贵、那么堂皇。只有当你为其所诱，逼视画面的时候，才会发现你正面对着花团锦簇中的血腥，甚至那些血腥的伤口仍然漂亮好看!画中的鲜红与蓝绿，通过中间色彩和深浅浓淡的过渡是如此协调，显然画家无意于强化色彩反差所构成的对比，他想在古典的和谐的审美方式中突然逆转，让观者身心猛地感到痉挛，让心理惊诧和精神震动不可避免地从内心喷出。就这样，传统工笔花鸟的精细之感在画家笔下重获爱惜，不是在文人书案上，而是在现实屠场里，就像是母亲抚摸着死去儿子的头发，和过去一样平静，悲哀到已无任何表情和言语。

艺术观念的表达必须在感觉中得到证实，传统资源的利用也只有在当代文化意识和个人创作方法中才能实现，孟涛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很具体、很实在，也很有深度的。

稍有不同的是，邱光平尽管以画马出名，但与马作为写实对象及正面象征的绘画传统没什么关系。他是学油画出身，受现代艺术影响，一出手就有很强烈的表现性。笔下的马总是为风云所驱，为野火所逼，处在极端紧张的状态之中。或者是虎狼追逐，或者是鹰犬袭击，或者是单骑逃窜，或者是群体狂奔，充满喧嚣、惊悚和恐惧，甚至不无邪恶。即便是“马放南山”，即便是“落叶黄昏”，也永远不得安宁。邱光平的作品给人以梦魇之感，其马其人也极富象征性，但在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倾向间他侧重后者。如果注意分析，你会发现他很少任意组合形象以造就荒诞梦境，相反，他总是在假设的场景中，以极度透视来造成对象的夸张变形，达到主观化的象征性。首先是形体，激烈扭曲的身躯，呲牙咧嘴的马首，表情十分丰富，充满不可遏制的欲念。而不时出现的骑手作为纵火者，形似空心的稻草人，不仅和烈焰围困的场景构成悖谬关系，而且和马代表的内心冲动构成对比关系。在悖谬的对比中，现实被空壳化，而精神则被实体化，情感表达成为视觉形象本身。更进一步，画家通过主观化的色彩处理，把观者置于情感激发的过程之中。病态的神经质的黄色，在暗红色或灰蓝色、灰白色的衬托下仿佛在燃烧，在沸腾。面对邱光平的作品，你是不可能静观的。

邱光平以马和与之有关的既有图像(如《阿尔卑斯的神游》)作为符号象征，再加上色彩隐喻(如《红色诱惑》系列作品)的表达方式，揭示了自我在当下的尴尬处境：一面是疯狂的商品世界，一面是严格的社会控制，如此夹击之下，中国人个体精神的生长的确充满困惑。在这里任何英雄主义的幻想毫无意义，也许只有通过对野性的呼唤，才能让我们重返精神心理的真实。

还应指出一点，邱光平和孟涛从不同角度对红色象征如此敏感并切入身心感受，显然和生存环境有关，今日艺术已难以摆脱政治而独善其身。而自我表现向社会和历史的开放，正是当代艺术的特征之一。这种开放性不仅是意识的，也同时是媒介的。邱光平的圆雕和孟涛的浮雕、苏绣，一方面延续并拓展了他们的创作观念，另一方面，又在不同样式和材料的制作中磨炼并深化了他们的艺术语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根据展示空间创作的装置作品。邱光平的雕塑性装置“五马分尸”置于圆厅之中，上下观看，其空间张力是平面作品所不能比拟的，而拉扯、撕裂工业机械的隐喻，突现了传统与工业化的较量，更是把狂马于人的象征性推向极端。孟涛的绘画性装置则以彩绘沙发和苏绣布置，把“美丽的血腥”与“血腥的美丽”日常化，让人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浏览过程中产生陌生与距离，使艺术问题直接介入到生活问题之中。因为是在博物馆出展，他们有意无意将自己的某些作品文物化，使之更具有现场性。孟涛的浮雕本来就像是开方发掘的物品显现，邱光平的陶瓷马首以碎片及粘补的方式陈列，自然和环境有别样的沟通。他们无论在创作题材、文化意识、制作手段和展示方式上，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和历史文化的有意关联。这种倾向在青年艺术家作品中日渐增多，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展览命名为“禽兽人间”，是我的主意，如果要解释，一是禽兽在人间的遭遇;二是人间有时禽兽不如;三是人与禽兽应如何相处。题目而已，仅为提示。看官之娱、观者之思，全在于作品本身。

四川美院桃花山侧
2009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