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扉策展的“正午：北京画展”是一场真正的艺术创作游戏，共同参展的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个个都是富有创造精神的‘艺术玩家’；他们不仅出身各自异样，经历曲折，而且创作经验丰富而多彩，其亲历的生活世界，不论就时空结构层面，还是在经验内容方面，都呈现了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斯所说的那种‘洛可可式品味’(le goût rococo)[ Gombrich, E. H. Histoire de l’Art. Paris. Phaidon. 1995：454]的艺术所固有的鲜明特征，即把艺术本身所隐含的灵活性和敏感性，一览无遗地显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因此，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画展，它并不满足于展出已经成型的艺术品，也不只是停留在所展现的作品的形式上，而是试图活生生地表演具有独立生命体的不同艺术家的戏剧般的创作历程，以其令人赞赏的革故鼎新的艺术经验，展现出生活本身光焰相继，长明不息，源流不绝及其灿烂辉煌的可能前景。

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一书中指出：诗歌不同于并高于一般的艺术，因为它综合了‘生产性’、‘感受性’、‘净化性’三大特点，表现出艺术作为‘戏剧’的持续运动的创造本质及其感化心灵的魅力。

任何艺术，如果要使自身无愧于‘创造性作品’的称号，当然首先必须富有‘生产性’，饱含进行自我生产的强大生命力，潜在着不断更新的无限能力。在这里，‘生产’一词，不是按照特定格式或模子而实现一种简单模仿的制作活动，而是特指“在创造性精神指导下，完成一种从无到有的创新活动”。诗歌之成为艺术的典范，正是由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诗歌’的古希腊原文poiēsis，就含有‘生产’的意思，专指创作中的一种特殊技巧，通过语词的节奏化和声响化，唤起各种可以相互转换的审美图像，激发人们含蓄的情感。这样的‘生产’，就是最高程度的创造。换句话说，如果不具备创造精神，如果不进行创造活动，就没有资格被称为诗歌。参展的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就其精神层面而言，几乎都赋有诗人的风度和气质。他们敢于试探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领域，也敢于向创作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冒险的游戏，永不满足地开创其创作和生活的新境界。

任何艺术，如果要使自身成为富有审美感染力的作品，必须集中其创造者固有的极其灵敏的感受性，既能表达充沛而又细腻的情趣，赋有动人心弦的丰富感情，又具有惊人的辨析能力，可以体察和感受常人所难以察觉分辨的多样复杂情绪。‘感受性’一词来自古希腊文aisthētikos，主要表示一种感性的直觉，特指生命体所固有的那种明察秋毫的特殊感受能力，一种善于聆音察理的天赋能力。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必不可少的品质，莫过于灵敏的感性，能够感受常人所无法感觉到的细微刺激，并以其隐含多样区分性和差异性的情怀，做出灵敏的反应，由此驱动艺术家本身的生命内部的精神创造运动，使之连波荡漾，闪烁出生活的灿烂光辉。就像法国诗人瓦列里所说：诗人所赋有的敏感性(la sensibilité)，使他随时处于精神紧张的创造性的状态，既主动又被动地面对自身和世界，既不甘心于停留在原来的创作水平上，也不满足于常住在同一个地方。参展的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以其不同的敏感性，在短短近几年内，游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尝试体验和吸取各种生活和创作经验，并以紧凑的节奏更换主题，不时地另辟蹊径，开拓多元化的创作形式，使他们的艺术不仅产生动心娱目的视觉效果，而且还引人聆听其中弹唱的林籁泉韵。严格地说，成功的视觉艺术作品，不应该仅仅靠视觉上的美感，而且还要冲破视觉的范围，广泛地渗透到生命本身的多种敏感性之中，使人的整个肉体和灵魂，感受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之醉意，实现一种充满快感的超越境界。

任何艺术，如果要使自身发挥强大的感染力量，就必须具有‘净化’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净化’时，使用了katarsis的动词，表示一种既冲击灵魂、又更新心灵的神秘效应。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之所以被提升为最高层次的艺术，就是因为它以感人的剧情，冲刷了灵魂深处的污垢。艺术作品的净化力量，只存在于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参展的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以其不同程度的创作手法和情感丰富的艺术作品，冲击着观看者的心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净化效果。这种净化力量，是紧密地同上述生产性和敏感性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艺术不仅仅停留在宁静的框架中，不应该固守在自身的形式中，而是要‘行动’起来，成为流动的舞台，并由生动的情节表演而转变成能够与观众对话的活生生的剧场。参展的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不仅以其自身的创作更新节奏而不断演出各种富有内涵的艺术作品，而且还注重向自己的作品中时时灌入‘活水’，使作品所浓缩的艺术家心灵，以层出不穷的活泼形式，再次向公众呈现出来，构成一个又一个连环诗和连环戏。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还以自身活生生的‘流浪’经历，通过他们在国内外的大跨度游荡体验，展现出艺术家本身生命的高度流变可能性及其对艺术创造是产生的重要意义。生活在1800年前的诗人曹植，曾经就人生的流变性及其不可预测性慷慨地说：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止。其实，曹植的诗句深刻地总结了艺术家的创作生命的‘密码’。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不愿意把自己封锁在国内，而是积极地到他们所向往的地方，来往于亚洲、美洲、澳洲和欧洲等地，不但主动收集他国艺术经验，而且也领悟生活中的瞬逝即变性、反复性、曲折性和重叠性，在生活的波动中，体察艺术的潜在创造性及其无限变动可能性。这一切，使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获得无穷的创作灵感，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艺术作品。

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用各种变动中的多样化作品，不但表现出他们之间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体验的差异性，而且也呈现出他们自己的艺术生命的波动性、连锁性、移动性及延异性。更确切地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试图使自身的艺术生命，不断地延伸并在不同阶段中发生变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使观众体验到生命运动的自我延展性和延异性的一致性。

真正的艺术应该成为‘剧场’，不仅鲜明生动地不断表演其作品中的内在故事、神话、悲喜剧、命运、历史沧桑和各种可歌可泣的事件，而且，还以动人的情节，不停地穿插变化，实现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对话，并在持续的对话中，延展作者和观赏者的共同生命，把它们双双引入可能的新世界。

在古希腊，‘戏剧’一词源于动词prattein，而雅典人所说的prattein又来自多里斯人(Doris)方言中的dran，表示‘动作’的意思。希腊人向来认为‘动’是生命的基础，而人类生活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动’出来的。一切作为和创造，不能不以‘动作’为最终根源。

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画家所追求的，并不是形式上的美，而是重在思想观念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正如林墨所说：“我的作品表达都尽量用主语来表达，尽量不用形容词，这样就会有冲击力，能够改变人们的视觉习惯。”显然，林墨等人试图将其作品本身变为‘主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直接同观者面对面地实现流动的对话。冯峰和林墨等人的绘画是将绘画的物象直接放置在画面上，不去刻意修饰其形式，亦非追求视觉上的和谐与传统的美，而是如一首成熟的诗歌，将物象名词、动词罗列在词句中，免去形容词的藻饰和累赘，直接驱动戏剧式的对话。

从林春岩、冯峰、林墨、袁文彬、何汶玦、库雪明六位艺术家的作品中，观者能体悟到中国式的思维、中国文人的情怀和西方的绘画技艺相得益彰，中西方思想和艺术在画布上共同显现，犹如天光、云影，通过艺术创造过程的折射，交相辉映在水塘中，使人目眩神摇，体味到别有的艺术风味和这六位艺术家思想的洞见。同时，这六位画家的艺术风格各具特色，各自以自身关注的物象元素为题材，切入对生命和生活的反思的艺术主题。他们运用的画面元素和色彩的浓艳清淡泾渭分明，但正是绘画形式上的差异，使得他们的作品如同天空中形状各异的云朵相互衬托，让蓝天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姿。从这个意义上说，由黄扉策划的这场画展，以艺术本身的优美舞姿和旋律，再现了哲学家兼诗人朱熹早在800年前所谱写的‘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思想交响乐。

“正午：北京画展”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体现了艺术创作本身的生命力及其多样性，也表现出中国艺术家的开放性及其强大的创作潜力。当代中国艺术园地，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各种艺术创造方向和表现形式，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由林春岩、库雪明、袁文彬、林墨、冯峰、何汶诀等六位艺术家参展的这场画展，可见一斑，它表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慢慢地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出自己的创作模式，有希望在较快的时间内，提升到世界的先进的艺术创作水平。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画坛，仍然充斥着各种流行的图像形式、模态和规则，而且，盲目地追随外国艺术的状况，也比比皆是，甚至在部分领域中出现抄袭或剽窃的现象。但是，这种负面的消极因素，在艺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换句话说，我们只能从世界本身的多样性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世界的真正面目，原本是万事万物相互挤压和相互皱折的样态，一切都在崎岖不平、参差不齐、凹凸交错的结构中挣扎，并在紧张的相互关系中，各自以其本身固有的不断更新的生命力，试图一再地开拓使自身导向最优化方向的场所，以致使整个世界永远地呈现为活生生的动力结构。

现在展示着大家面前的《正午：北京画展》，就是以生动的范例，显示了德勒兹所描述的世界本来面目。一切都是相互交错和崎岖不平，对于世界和艺术创作中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我们只能以常态心理加以对待。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在本质上应该是乐观主义的，因为艺术家最喜爱变动和创新，他们不相信固定不变的僵化结构，只相信生命中自然地导向新方向的可能潜力。生命既然富有创造潜力和潜能，我们就没有理由对艺术及其所在的世界保佑悲观的情绪。

含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在人类历史跨入21世纪的门槛的时候，已经以泱泱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地球的东方。“正午：北京画展”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宣示了中国当代画家有胆略也有能力，使中国文化，连同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以结结实实的步伐，迈向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