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进 雅典卫城 60×80cm常进 雅典卫城 60×80cm

1月29日，“印象都市——当代城市山水画提名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了当代以“城市山水”为表现载体的极具影响力的9位艺术家王秋童、董小明、常进、宋玉明、邹明、聂危谷、樊枫、卢禹舜、乔圆的几十件作品。虽然这些作品无法全面系统地展示十几年来“城市山水画”的成果，但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传统文脉、都市感受，以及个性创造，都让我们体味到“都市化”中的精神和人性，从而引发了我们对都市化背景下本土艺术发展可能性更为深刻的思考。

山水城市这一概念，钱学森先生曾于1990年首先提出。他指出，山水城市是在中国传统的山水自然观、天人合一哲学观基础上提出的未来城市构想。可见，这是一种从美学角度出发，对艺术的认知。这一概念，应该说表达了钱老对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愿望。

上世纪90年代，深圳画院率先提出了“城市山水画”这一新课题。画家们借助于自身的创作，揭示都市人内心不被感知的盲点，谋求水墨性绘画对当代观念问题的表述。总而言之，这是画家对感官物象的一种表现方式。

要针对城市山水画，进而作出具体的阐述和研究，我认为未必非得将这种艺术形式“向上看”，相反，将其平实化，倒可能对其发展更为有利。

山水画这一艺术门类，最初是将山山水水作为画面承载的基本元素，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对“景观”的概括。山水是一种景观，但景观的划分，也不见得必须就是山山水水。这也让我想起传统绘画中的“界画”与“风俗画”。在这两种绘画门类中，山山水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亭台楼阁，又或是人物车马，却又占据了画面的主体内容，故而这也成为此类绘画命名的标准。城市山水画的概念，我想一方面无疑体现了画面内容区别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城市山水画是时代的产物。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建设时代”，以金陵画派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所创作的表现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作品，无疑是今天“城市山水画”的一种直接发展雏形。这些作品紧扣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脉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新中国建设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形各色的场景，如工厂、水电站、建筑工地、高压电线等，这些反映进步性的时代元素，借助于艺术家的画笔，被记录在了画面中。

城市山水画的发展有一定的缘起，与传统意义上的“风俗画”与“界画”相接，这虽然模糊，但却需要有一定的区分。其意义在于艺术家创作意识的认知。以金陵画派为代表，曾将创作诉诸于城市山水的一批艺术家，所思考的是现实题材与传统绘画笔墨的结合，他们的这些尝试、改变、创新，创作了这个时期他们自身的特色，虽然未必是他们艺术成就的巅峰，但毋庸置疑被美术史记录了下来。

同样，今天的城市山水画家之所以从事此一类题材的创作，缘于对艺术形式创新上的思考。这也正是城市山水画会吸引我们的所在，也体现美术史的发展中阶段性成果的延续与发展。

但尽管如此，城市山水画的发展也需要深度思考。无论是此次参展艺术家，还是国内以城市山水画定义自身创作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已经背离了中国画视点流动和“三远”的原则，相反，这其中西画的透视关系、西方风景画的概念，在城市山水画的创作观念上占据了主体。由此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城市山水画”能否将现代化的水泥森林与传统中国画中文人墨客寄寓情思的山水并置?传统的媒材能否表现城市形象的同时承载“城市化”背景下个人精神生活中强烈的心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