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这三十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五四以后在艺术革命上一个非常大的节点。但是这个是在整个艺术史，在艺术家里面，一直封闭在小圈子里面，没有真正去总结它，也没有展示到社会上，如果国家做这件事，问题比较大，因为国家美术馆要做这件事的话，那要讨论了，很多意见要争论了。但是作为民间资本来做这件事，省去很多麻烦，也没有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它能做这件事，做的比较有意思。

记者：那么对于这三十年的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三十年的变化？

栗：这三十年我觉得是中国第二次向世界打开国门，和探讨一种艺术现代化的途径。因为整个中国五四时期，中国打开国门，也是想走世界一样的，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当时所有的局限性，让当时所有的思想家都选择了写实主义，作为向西方学习。但是那个时候西方正好放弃写实主义，在走现代主义。马上就封闭了国门，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封闭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面。文革结束，中国再次向世界开放以后，发现世界艺术走的很遥远了，中国又重新学习。但是这个学习不仅仅是完全模仿，这一段整个的文化，人的生命在这个阶段的，各种经历，结合这种表达自己，同时在学习西方。有很多文化和西方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的话，中国当代艺术，它的走向会自己保持现有的风格往前走，还是说参照西方的？

栗：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不是说越民族越好，还必须是一个开放的背景，现在也不可能封闭了，这个首先是开放的，但是这个开放不是说像体育一样，艺术是强调个性，还是要有一种不同的道路，全球化一种新的地域的风格。

（供稿：民生银行现代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