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后来改变最早的一张，1988年的《休息》，这是我刚刚出道的一张。

记者：另外一张是《三峡移民》。我们从最早的那一张谈吧，88年的，那个时候的创作思路、想法，我想这跟以后画三峡的很多的手法，包括对社会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刘小东：1988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所以那是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张作品，画着两个青年朋友躺在床上休息，床底下有一个电炉子，我面对画他们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种特别宁静的东西。因为过去在学校画画总是忙忙乱乱，然都在一起，过于情绪化。这一张我觉得非常宁静的一张。在1990年我的个展上，这张画出现，在1988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上，他们也选中了这一张照片。所以那一件作品预示着我个人把这个艺术的视角转到特别个人内心，个人的生活这里来。而没有去像过去的创作那么去，很宽泛地去画，或者是画很多的概念，我画的是非常具体的两个人。

记者：那到《三峡移民》。

刘：另外选的两张，一件是《三峡大移民》，这件作品后来挺有社会影响力多一点。实际上也是随着自己年龄大，对整个国家的变化也越来越关心。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整个国家在求发展，这种发展里面会带动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变化。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选择画三峡，我觉得三峡是我们整个社会变动的一个浓缩的一个缩影。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迁移，以及对整个的长江流域的改变，所以这个我想的多了一点。所以有一件作品，我连续用三件作品表达了三峡的题材。

记者：因为就是说当代艺术很多时候不太被大众所理解的，因为它所涉及的自己的面，艺术，怎么说呢，它在象牙塔里面的艺术，当你的三峡大移民出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社会的面，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您可以从这个方面谈谈您自己当初的感受吗？包括一些手法，我觉得您最初88年的绘画，到最后写生的一些创作方式，里面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式的改变，我觉得那面也有您思考的一些问题在里面。就是我要做怎样的艺术？我觉得应该是有关联的？

刘：是。那么早年一点，陷在美术史的象牙塔里面真一点，但是后来我觉得没有所谓的艺术象牙塔，我的艺术随时被社会的变化所变化，我已经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因为社会的变迁太大了，社会上每天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任何一个艺术家的想象。所以这个时候我放弃了我的象牙塔，我要融到生活里去，我忘记我所有的做画的办法，我要直接面对这些生活，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要面对他们去绘画，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打开的过程。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当代艺术这三十年的发展有什么看法？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您从各方面谈都可以。

刘：中国当代艺术也就是这几年为大众所知道。那么以前，前仆后继的艺术家很多。大概从1979年开始算起，其实和社会政治变化有关，79年有就意味着文革结束了，文革结束才能产生个人的意识。从那个最早，到现在，整个官方这边美术系统有这种生活流，像陈丹青她们的，或者说到后面“金商银”他们的新古典，后来的伤痕绘画，一直到85，什么的，到后来的新生代，越来越多元，整个这样的过程。我通过这个展览，也能感受到民营企业有自己对民族文化的考察，也就是它站在了一个很客观的点上，去尽量多地呈现这个生态。而不是仅仅当代艺术是跟观众无关的东西，它有它的文脉和历史。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是都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

记者：好的。您能谈谈今后的一些创作计划吗？

刘：今后很谈说，很长远。真的，但是我还是愿意，用我的手拿我的画笔去画，有些具体的也说不好，有些时候实现不了。就是把自己的画尽量打开吧。有一点像过去印象派背起自己的画箱到外面去画，我现在等于把自己的工作室挪到了人民群众之间。

记者：大概是汪洋大海。

刘：是，我觉得这样对我是一个很鲜活的过程，我不需要过早地僵化，我也希望我一直在寻找的过程里，我也不想看到我的结果。这个过程对我是个有诱惑力的。

记者：您能谈谈对于民生银行创建自己的美术馆，您有什么看法？

刘：我觉得在国外，不仅银行，很多大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美术馆。在中国民生美术馆的建立，是金融界的第一家吧。可能别的企业也有一些美术馆。那么金融这种银行系统办美术馆，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反映，因为金融在今天社会里面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做这件事我觉得非常正确的吧。因为艺术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它只要一个美术馆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为中国整个整体艺术，不仅仅当代艺术，中国整体的文化做出它的贡献，为整个中国文化的生态园的建设，做出它的贡献，我觉得这就非常了不起。

记者：好，我能再补充几个问题吗。是这样的，有人说您和您的妻子都很幸运，因为您的作品同时被学术界，同时也被商业界都认可，就是两者皆融，您如何看待这两者，同时您是怎么样来维持这当中的平衡？

刘：这个不需要维持，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它的本行业立得住，商业不是你考虑的问题，商业一定是跟上的。所以一个艺术家不应该考虑商业问题。他考虑商业问题，商业反倒不跟他玩了，就这么简单。商业永远在各行各业挑，本行业被认可的人才。

记者：是的。另外一个问题，您的创作方式比较特别，就是您每年都会合作一个项目，那么接下来您的合作项目是什么？

刘：下一个项目啊？下一个项目比较大，现在不好跟你们说。也没有，很小。我好像回自己的家乡去画画。我想离开城市一段时间。

记者：那么我们知道您对您自己的作品是有很大的掌控权的，自主权，比如说您不选择有多少作品能在自己的手上，选择那些作品是给画廊，或者是给收藏家的，您觉得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

刘：我也没有这么理性，我只是比较遵循商业规范，也就是说我出售作品基本上都是跟画廊合作，我省了很多麻烦。所以我的作品也很少，也不多的。遵循一点商业规范，少惹麻烦，就是享清闲吧，自己专心搞自己的艺术，自己喜欢搞什么就搞什么。搞到一定程度，画廊也觉得成熟了，就展示一下，能卖掉就卖，卖不掉的还给我，我留下的都是卖不掉的。我没有太主动地留什么作品。

记者：现在有很多中国的艺术家都选择跟国外的大的画廊合作，像您也跟美国的“麦瑞棒”合作，可以谈一下你们现在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刘：“麦瑞棒”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国化的画廊，做事非常规范，就是没有任何拉拉扯扯的问题，所以我喜欢喝这样的机构合作。就是抛开个人感情，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这样的，做事情非常严格。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非常简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操作方式。我挺喜欢这个画廊的。这个画廊在美国也是，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画廊。那么它对绘画也怀有敬意的画廊，所以我愿意和这个画廊合作。

记者：接下来和麦瑞棒的合作有什么？

刘：我去年的作品他准备在今年9月份做的展览，那是我去年的作品。所以9月份在纽约的“麦瑞棒”会有我的展览。每个人都是被逼到一个路上去做的，这样的话我个人警惕他们，我不知道意义有多大，也许社会的多元发展会慢慢教育他们。

记者：那么您是个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教书的这个，跟学生打交道的这些乐趣和痛苦。因为听说您曾经打电话给一个女学生，求她回来上课。

刘：那是开玩笑吧，他们有的研究生自己在家里画，我说你那么老远，让我跑你家里看画去，我说都过来，到教室来。有过这事，挺可爱的，学生总是比我想象的单纯。他们也对这个世界，那个年龄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他们遇到一些麻烦，也愿意跟我讨论讨论，也愿意问问我，我也愿意回答他们。但是现在学生多了，我也很惭愧，很多学生的名字我记不住，不像过去一个班就十来个学生，现在一个班都四十几个学生。所以也在变化嘛。他们中我认为每一届都有很出色的孩子。并不是普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真的很聪明。只是他们还需要时间，等待社会进行选择。他们自己的才能已经够了，但是社会的选择比过去更加艰难。

记者：好的。谢谢您。

 （供稿：民生银行现代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