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的正厅里，正在举办的是一个水墨画展。“建构之维”占用的是两边的侧厅。在展览开幕第二天举行的研讨会上，批评家、策展人吕澎对此表示很遗憾。中国当代艺术首次登上国家平台的大展，没有能够进入美术馆正厅，是一种吊诡难言的现象。而展览正式开幕前十分钟，在观看汪建伟最新的影像作品《凝视》时，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商量如何避免作品中的裸体镜头被有关领导看到。这个当代艺术的展览，应该是“安全无害”的。

进入国家平台的当代艺术，就这样以一种既高调又低调的矛盾方式出场。罗中立认为，汪建伟作品中的裸体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使有关人员看到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艺术家和机制，双方都成熟克制了。但正如权力规训人群的方式未必是在场，而是长期的条件反射，工作人员的自我审查，还是透露出当代艺术与主流话语相处的些许尴尬。

批评家朱青生提出问题，当代艺术如果已经成为国家文化策略的一部分，那么它是否同时会失去某些作用？他担心的是，“建构”的当代艺术会失去批判精神。策展人皮力也认为，美国曾经有过推动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国家文化战略，并获得巨大成功。但那是美国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吕澎更是断言，当代艺术不是权力的恩赐，当代艺术依靠的是“环境、制度和空气，而不是行政”，他担心从此以后那些艺术家就会“规规矩矩”。

凡此种种疑惑，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已经形成了各种交织着价值观和实际利益的团体，以及这些团体间微妙的动态平衡。各种版本的艺术史争相出炉，在艺术的江湖中都要挣下一块地盘，竖起自己的大旗。而现在，中国当代艺术院横空出世。用罗中立的比方来说，当代艺术的“国家队”出场了。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的话来说，这个展览是“一杆老枪，要激活沉闷的当代艺术界”。

但也许是混乱的、也许是生机盎然的当代艺术界，很可能将面临一次洗牌，一次资源整合，一次秩序化。

批评家李小山引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论述，文艺复兴推动了一半，然后就等待着巨星的降临。他表达的是对于权力推动当代艺术的不信任，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意味。他担心，秩序化会丧失活力，因为在秩序化的过程中，很多鲜活的东西被抹杀了。艺术家邱志杰关注的则是，国家力量会强悍地推行当代艺术，还是让它植物一般缓慢地生长。

虽然无法一一列举研讨会上专家的思考，但“建构之维”在展览之外铺展出来的内容，相比展览本身更加生动和深刻。我们要“建构”什么？在面临十多年来的一次大变局时，当代艺术的在野派、体制派、市场派，开疆辟土的元老、抢班夺权的后辈等等，都从自己的立场上表达了关切。

邱志杰说自己不是历史的宿命论者，但“建构”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建成，我们有可能失败，有可能继续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