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logos)就是逻辑(logics、socio-logy、spyco-logy)，也是语言(language、dia- logue、mono-logue、linguistic)。中国文化相信“白纸黑字”的可靠性，所以早早发明了造纸术。西方相信有逻辑的言说，所以很早发明了以三段论为核心的逻辑学体系和雄辩术。所谓“学科”就是用逻辑从各种现象中认识具有普遍性、真理性的“本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质论”和“宏大叙事”，在科学领域，逻各斯中心主义依然是认识真理的工具，所以，几乎所有学科的名称都是该学科的认识对象加上-logy(逻辑)，比如上文提到的socio-logy、spyco-logy，在中文中称作“XX学”，估计来自日文的译法，而之所以接受这种误译，主要原因应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和相关价值体系。无法判断价值的东西是不会被“引进、消化、吸收”的，更不可能通过教育进行普及。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首先进入现代化并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核心即在于此，其他文化或文明的持续落后也在于这个缺项。柏杨称谓“酱缸文化”，今天全社会挂在口头的“不靠谱”，都是对中国文化缺少逻各斯这个内核的确认。中国不断引进的科学技术，都是这个核心派生出的现象，之所以永远处于引进和尾随的地位，也是因为逻各斯这个终极所以然学不来。在现代艺术领域则表现为几何抽象的短缺，对此，我专门撰文做过分析。

尽管西方在科技领域依然坚持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且从定性判断发展为定量判断，包括社会学也用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但现代思想却展开了对它的声势浩大和持续不断的批判，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说、弗洛伊的的潜意识说、尼采的本体直观与诗化表述、法国存在主义与文学叙事、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结构或语境决定论、新历史主义对故事的史学价值的确认，以及对非西方文化的确认，包括女性主义对中国阴阳论的引用，直到已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反宏大叙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知识分子，奥利瓦在造型艺术领域继承了这条路线，他甚至比栗宪庭和高名潞更加大胆，直接用“大象无形”命名他策划的中国抽象艺术展。同时这两位中国重要策展人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栗宪庭从为他所为之奋斗的中国前卫艺术在西方的“春卷”角色和地位而悲哀，高名潞在美国的常驻强化了他的身份焦虑，因此，回到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再确认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但由于他们还要估计前卫或“现代性”，所以还要对传统资源进行现代化转换，而没有这层顾虑的奥利瓦，则可以直接借用“大象无形”。但既然是当代艺术，就不能与传统中国艺术没有区别，他用global(全球)和local(地域)合成了一个叫glocal(全球地域性)的新词，简单说，就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域性，而不同地域的传统艺术只有地域性。这种观念应当对位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不同地域都在向全球输出自己的产品，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组成部分。落实到中国这个“地域”，则应当用王林所说的“中国性”，即区别于“中国性”的“中国性”。如果把中国艺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部分，那么，它要区别于传统产业的“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和中国当代艺术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西双方相互之间的了解日益广泛和深化，对彼此之间在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奥利瓦能在1993年和2010年两次摸到中国当代艺术的脉搏，当然与他个人的全球化视野、专业素养与智慧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中西双方整体的相互了解。需要强调的是，奥利瓦的“大象无形”论代表的依然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栗宪庭“念珠论”和高名潞“意派论”代表的是中国艺术圈的身份焦虑。这是中西双方长期的一拍即合，这一拍，西方的手掌上一直写着“东方主义”，中方手掌上写的过去叫“民族性”，曰：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如今叫“中国性”，曰：要把中国创造推向世界。实际上，能推向世界的早就推向世界了，从丝绸、瓷器到“四大发明”再到太极拳、风水观、针灸、中餐、功夫片，这些除了只是满足了中国人的面子，对中国国力的增强、制度的转型、文化的再造没有任何补益。反倒是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理念、文学艺术不断地指引中国的富强之路，即便是成功抗击了金融风暴的现行体制，也是欧洲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变种。简单说，就是中国更需要西方有中国无的和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东西，特别是导致西方在科技和文化领域长期稳居领先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最后我想说的是，奥利瓦此番策展与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不同还在于前次是他把中国艺术家带出去，这次是中国艺术家把他请进来，时间恰在08年北京奥运和10年上海世博之间，既然是请进来，当然是中方负责全部费用，这显而易见地体现了中国经济举世瞩目的增长和相关国际效应。既然在中国办展，和中国批评家的集体对话就是活动的必选项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中国批评界第一次集体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策展人就中国当代艺术具体问题对话。更重要的是，这次是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在抽象艺术的理论和时间上都有了相当的准备和积蓄，而在93年，这两方面的准备和积蓄开始不久，亟待在西方中心得到确认。当然这要感谢李向阳的出色翻译，他是参展艺术家，并且在意大利生活了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