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的当代艺术双年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在文化上和地缘上向外扩展的企图。在展览中，他们通过推出特别的,甚至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地域性特征，即我们所说的“在地性”来争取其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声望。理想的状态是,在 地性的概念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连接的同时带有新的创造性，并且对国际文化的发展变化持开放态度。推出国际艺术家的作品是实现这种目标的有效策略，并成为加 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从地缘政治上说，在与其他同类展事，尤其是周边的同类展事比较时，这种新建构的在地性应该呈现其独一无二性。比如釜山双年展，在韩国 还存在着如光州双年展，首尔媒体城市展等直接或间接的对手。整个太平洋沿岸，其对手还包括福冈亚洲艺术三年展、横滨三年展、台北双年展、上海双年展，甚至再远一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亚太三年展以及悉尼双年展。就像阿琼·阿帕德来（Arjun Appadurai）所说，在建构双年展/三年展的在地性时，要与越来越多的国内、国际双年展对手们完全不同，就必须强调展览当地的特殊地域背景——城市、地区，或“邻里”。多数的双年展、三年展组织者，包括哈瓦那双年展、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宣言展（Manifesta欧洲巡回双年展）等都 是这样做的。当策展人和艺术家直接介入这类活动时，在地性的问题便会给我们提供发掘由事件引发的创造与革新的独特机会。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设想和实现 一个这样的双年展：它在体现和强化全球性和在地性之间的协调上具有艺术和文化的意义，而在政治上又可以超越不同地域之间的既定权力关系和墨守成规的地方主 义。将来的双年展应当超越以往模式，成为一种构想和打造可以对全球化时代作出反应的在地性的活动。

这种图景和现实，毫无疑问带有冲突、斗争和混乱的因素，但也为展事所在地带来了一种乐观的、具有未来性的景象。从艺术的角度说，双年展天然地反映了这样的现 实。然而，艺术作品或项目不仅要要对这种现实作出反应，还要强调它们参与展事的真正意义，以便清晰地表达出创造新的在地性所必需的实验性与活力。

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我们不能去除全球性来讨论在地性的问题。从历史角度，尤其是当下角度来说，在地性一直是地方（或邻里/社 区）与全球（或“它者”）之间冲突和协调的产物。在如此重要和密集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和自我创新的过程中，个体能够在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生存并获取意义。这个过程天生成了一种打破并重建的领土疆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疆界，无论这种疆界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还是历史形成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地区 都极力地想要成为地球村的一员，或国际城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种需求变得异常地强烈和紧迫起来，产生新的在地性成为每个地方的当务之急。如果说过去 这种区域边界的界定，像世界地图上的岛屿一样清晰的话，如今这种“岛屿”观念已不再有效，每个人都要离开他（她）的“岛屿”，融入界限交错的、跨地域的全 球重构的海洋之中。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扩张及其相关效应产生的过程的第一步：即跨界迁移——难民和政治难民，到穿梭于世界各地的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新的全球通讯技术的发 展，都属此类。相应地，以多媒体图像和语言为中心的电子媒体的全球文化成为了具有掌控性的“主流”文化，它渗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对地方文化产生了深 刻影响。带来的结果是，既定的经济体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以及集体和个人的想象空间、观察视野、价值观和语言都被影响、污染甚至完全改变了。为了生 存，每个地方都要发展出新的战略以应对这种新的现实。

在政治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地区性和跨地区性的联盟的重组。对于和平的强烈期望与不同国家地区间难以和平共处的矛盾相互作用，描绘出了不同规模的新的地缘政治 版图，从西德与东德的统一到巴尔干冲突，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紧张状态到到法国宪法对法国政府与科西嘉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的重新界定皆是例证。

如阿帕杜来（Appadurai）所强调的，从文化上说，一个新现象就是区域文化前所未有的加速崩溃，以及一种基于“虚拟邻里/社区”的新的传播方式和文化的形成，由于互联网和其他电子媒体的发展[ii]，这种虚拟社区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了比他们实际的邻居更亲近的关系。在这种大背景下，创造新的在地性的过程就要不可避免地向全球及其他文化开放。正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说，每个人都活在一种“无家可归/无根”[iii]的 状态中。由地方当局发起的当代艺术双年展这类活动本意是提升地方在全球版图的地位，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球性活动，而地方当局仍努力宣称它在创造新的在地 性中对当地的意义和建设性。引进国外知识、文化、艺术作品、话语，不仅体现了该地区国际文化交流的能力，而且更好地保护和树立了当地文化的特色。更重要的 是，对新的在地性形成的影响，甚至成为它形成的前提条件。家园自发的转变成了一种非家园，一种不断变化和演进的“二者之间”的空间，一种“全球的”领土。 这种新的在地性必然是不纯粹的、杂交的，因此也是极具创造力的。相对应的，文化身份的问题也就不再建立在逻辑上的国家或地区基础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 国家主义，文化身份持续地转变。甚至人们理所当然认为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也正逐渐失去意义。不同文化和身份之间持续的对抗、协调和混合依然存在。

最后，在不同的在地性之上创造出的当地艺术很快地卷入到了国际化信息、交流、移置之中，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对已建立的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思想霸权的对抗、中止和 解构的方式，并且应该一直持续下去。为了抵抗消费主义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伴随着新的沟通技术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当代艺术越来越多地指向非物质性、交互性、 不确定性以及空间时间性主题。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全球交流网络，带来分裂，阻碍交流和价值生产。

带来新的在地性的艺术项目应该以思考全球和在地的动态性联系为起点。这是目前在地性产生的真实的语境。如果阿帕杜莱（Appadurai）是对的，在地性是特定语境下产生的，同时呈现社会生活一代的新的语境，那么引进国际的或全球的艺术双年展的城市就有潜在的可能成为在地性产生的最有活力的的空间。

原文出自Hou Hanru: On The Mid-Ground 2002
Publisher：Timezone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