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艺术界的6月骤然升温，意大利的威尼斯与瑞士的巴塞尔双双吹响09年的艺术集结号。一个是老牌的双年展，一个是有“艺术奥林匹克”之称的博览会王者，在处于市场“唱衰”调子的大环境里环绕而起，企图打破僵局。 威尼斯双年展的四平八稳与艺术巴塞尔的高歌猛进，谁才是最后的主角？
威尼斯双年展走下神坛
16年前，上个世纪的93年，距今近二十载，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开辟的“东方之路”展首次邀请了中国艺术家参展，入围的有耿建翌、张培力、方力钧、喻红，艺术家王友身参加了另一个单元：“开放展”。威尼斯双年展在中国的“神话”就此拉开序幕。十二年之后，2005年，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首次设立中国馆，开馆仪式于当天下午在中国馆所在地“处女花园”举行，艺术家蔡国强被任命为策展人，此次参展的艺术家包括张永和、王其亨、彭禹和孙原组合、刘韡、徐震等6位艺术家的5组作品。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如期开展，中国馆策展人的人选受到国内空前的“非议”，有人甚至讽刺：随着卢昊踏上威尼斯双年展的神坛，威尼斯双年展将彻底走下神坛。看来这一次，威尼斯神话不复存在。
事实上，在进入本世纪初，随着各种双年展的增多，各种博览会的异军突起，连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龙头老大的影响力都势必会被分解，渐渐地走下神坛。也有人认为，像威尼斯这样的双年展影响力的下降跟强大资本的操控有关，他们可以直接运送艺术家往威尼斯，让其他参与者多少有些气馁、无奈。批评家杨小彦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划体现了“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结合”，他认为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在无可避免地趋向“官方化”之外，更可怕的还有“利益集团化”。1993年第一批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孙良日前也指出他早已对“商业化”了的威尼斯不再表示关心，他认为进入策展人制度之后，威尼斯把中国馆承包给某些人，而这样就会有人出钱大力推动自己手中掌握的艺术家，背后推手的意图太明显了。无独有偶，威尼斯双年展第一届中国馆的参展艺术家刘建华认为对国际展览机会日渐增多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国际展览上的评判已经不再神秘，艺术家也不再认为自己参加了一次威尼斯双年展就可以功成名就，名留美术史。此次参展的艺术家邱志杰就说到他自己不觉得艺术家参加一次重要展览就会一炮而红，一举成名；他认为一个好艺术家被认可，肯定应该是多次出场，有成有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外他也提到“受邀参展一方面应该抱持作贡献和交流的心态，另一方面应该视为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中重要的，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一步”。
“四面楚歌”的中国馆
先从威尼斯双年展首设中国馆这条线索谈起。在05年之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处于被西方策展人挑选的阶段，这一阶段是流行的“后殖民”论调的年代，大部分的舆论认为当时中国没有机会，中国的当代艺术完全是被西方人选择的。在当时所谓的打“中国牌”的艺术家肩负重任，负责把中国当代艺术宣传出去，还要承担像“后殖民”之类的相应骂名。在这个阶段，艺术家可以说是很“痛苦”的，一方面来自威尼斯的诱惑的确很诱人，但只要一入围，马上在国内又很可能会“四面楚歌”，总免不了要遭殃。
2005年，中国馆的首次设立让策展人由外国人首次转化为中国人，终于等到可以自己人挑选自己人了，这时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要背负罪名的风险也大大降低，矛盾也转化为国家馆策展人。批评家王南溟在200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时就把中国馆的策展人任命称之为“寡头政治”。而以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为例，策展人选择受到的“非议”空前强大。批评家段君视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为“策展的堕落”，他认为中国馆最理想的还是得由专业策展人来策划，“尽管中国馆还没有形成长时段的历史，但最近几届已经说明：还是专业策展人策划得更有水准。比如最早范迪安和黄笃策划的中国馆，方向明确——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当时双年展总的主题‘梦想与冲突’很吻合，又有自己的针对性。”相对于段君的谈话，北京草场地荔空间画廊的主人，策展人顾振清的反应就显得平静得多，他认为此次中国馆没办法太具体谈，因为它先天不足，策展人的选定时间来得很晚，策展人与艺术家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顾振清反而认为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争议更大，他认为近几年来，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思路停留在对美术史定义的论述层面上，缺乏对其他学科的探讨，因此让原来的实验性、前卫性的双年展渐渐变得不能打动人。“策展人的整个主题不直面当今国际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让人感到失望，他们陷入了一种精神困境。”顾振清说。
国家馆策展人决策存在内幕交易和“猫腻”？
另一边，批评家朱其更是在他的文章《民主的倒退：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闹剧”》中写到：“国家馆策展人的选择，理应本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通过策展人竞选制度来决定谁是国家馆的策展人。任何国家性的制度性的竞选程序未必保证最优的竞选结果，但至少要保证一种程序公正，并能选出某一行业多数认可的相对德才兼备的策展人代表。”朱其更是怀疑国家馆策展人的决策存在内幕交易和“猫腻”。
对此，艺术家邱志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态，之前和赵力根本不认识，虽和策展人卢昊早就认识，但平时很少接触。策展人是在今年2月份时，看到他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破冰》之后才和他接触，策展人觉得他在尤伦斯的展览讨论的“巨人症和植物的等待”，和他的“见微知著”的想法有所契合，于是才商量邀其参展事宜。因此，在邱志杰看来，说策展人选择“关系户”参展肯定是不妥的。而对于朱其的谈话，邱志杰也做出自己的解答：“朱其提出民主透明地评议策展人的建议，用心良苦，或许也是一种办法，但是结果也未必一定更好。民主评议出来的会是很有人缘的策展人，也不见得就会是好的。对我来说，策展永远都会是一种冒险，绝不存在最佳的策展方案或者是策展人人选。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上海双年展、广东三年展等展览的策展人，包括历年来别的国家馆的策展人，也没有听说是民主评议出来的。通常也就是主办机构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猜想，用邀请的方式决定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并不是人大代表和奥运选手。民主扩大到什么范围也是一个问题，弄成全民公决，送超级女生去威尼斯，其实也是一个办法。艺术家作为策展人，在国内国外都不鲜见。前些年有一伙策展人在伊斯坦布尔开会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标题叫做《下一届文献展应该由艺术家来策划》。艺术家策展，就展览而言，有利有弊，或时为之，是很不错的。就参与策展的艺术家而言，其实会是很痛苦的，我自己深有体会。”
“二流策展人”与“三流装置展”？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一上来就强烈遭受质疑的是策展人，被策展人挑中的艺术家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前面提到的对于此次中国馆策展人的质疑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这些评论都是发生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展前，展览未出就遭否定，想必对策展人和艺术家来讲是很打击人的事；而不太例外的，在作品展出后，有相当一部分媒体或专家给出最后的定义：三流装置展。原因大致是在被选中的七位艺术家中只有两位艺术家是“装置专业户”，另外五位中只有曾浩有过一些装置的经验。部分艺术评论者认为，且不论文化主题与个人研究的缺失，让画家来做装置代表国家参展显然不太妥当。多年从事装置创作的艺术家蒋崇无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动机都是值得怀疑的，似乎不“装置”就不当代了，他觉得画家们学生作业式的形式让装置的形象遭到了破坏。
其实，对艺术家的批评大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馆展出地点所处地为“处女花园”和“油库”，和往届中国馆的场地一样，室外展示空间约为1600平方米的“处女花园”和室内展示空间为500平方米的“油库”充满了油罐，这些油罐和墙壁之间的最大距离不足3米，根本不能容纳大体量的作品。而这些油罐又都属于文物，不可以随便挪动和装修，因此只能通过作品的大小来配合空间的使用，改变观众的欣赏距离来观看作品。因此策展人选择让艺术家们集中做装置，既是冒险也是形势所迫的结果。在这样的大展开始尝试装置惹来非议看来也在所难免，观众可不会像参与者那样可以做到很平和的评价此事，艺术家邱志杰则认为国内几乎所有的装置艺术家都是由画家变成的，像他那样经常做装置，其实在大学时也是学画画的。邱志杰举了张培力的例子说明顶尖的油画家是可以做好其它媒介的当代艺术的，“而这次参展的个别画家属于刚开始尝试装置，他们的装置的水准，确实不如大家所熟悉的他们的绘画，但也有画家有很不错的表现，比如曾浩，可能也是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装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