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9日王大宙个展在上海美术馆的举办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中“生物艺术”这样一个话题的被重提，这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就开始的上海艺术家的新思考再次被纳入到了展览和学术研讨的领域。由王大宙的个展而带动的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的生物艺术工作坊的设立又使“生物艺术”这个领域在学院间开始了跨学科。

李山、张平杰和王大宙，我们不妨把他们看成是领先将艺术的目光聚焦在生物艺术这个领域的上海艺术家，他们最初在美国开始了这项计划，并往返于美国与上海之间创作和展览。他们彼此或合作或分开独立工作，1998年李山开始了《阅读》这件“生物艺术”方案的实施，2007年，李山与张平杰在上海举办的《南瓜计划》的展览是得到了科学家技术支持的生物艺术的一个成果。现在，王大宙以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双重身份，从工业设计领域介入生物艺术的创作，又进一步拓展了生物艺术自身的范围。

《auto-clinic/王大宙生物艺术展》——这是一个王大宙自己命名的展览，占了上海美术馆一楼的全部，它集装置、影像、行为及绘画于一体。展厅中间是一辆受伤而破旧的小汽车，车内放着医院手术台上动手术的影像。病床和染有血迹的现成品放置在展厅，手绘的各种各样的变形的小汽车油画挂在展墙上。当然还有穿着医护人员的衣服的扮演者走动在展览中。所有的这些都使得王大宙的这件作品加重了病中小汽车这个物体视觉，而展开的是王大宙对生物与设计的思考。

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艺术的“物”与生物艺术的“物”之间的关系，并重新回顾一下艺术史，“物”在20世纪60年代已形成为一种艺术的关键词，当然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将艺术从文学和日常叙事的模式中摆脱出来后直接将物视为一种视觉的行动，“物”所具有的形式关系是这种艺术所主张的内容，当然这种思想的源头在于康德的“物自体”及其形式主义的方向，而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所推动的抽象表现主义到极简主义直接将物质痕迹作为了艺术，这是形式主义艺术的前卫特征。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艺术理论已经成熟，那是直接将“物”作为艺术，彼德·比格尔的《前卫艺术理论》意味着杜尚的小便器真正作为一件伟大的作品《泉》而存在，之后，“物”与语境之间的意义指涉成为当代艺术的语言方式，杜尚的物——小便器——在美术馆展出，是为了反美术馆、反艺术市场，反“物”的固有属性，而让“物”通过各种语境产生出新的意义是这种艺术所要从事的工作，这就有了当代艺术的重要特征，此物不是此物所指，而是此物与它物之间的差异关系和各种可能性。由此我们获得了解读当代艺术的立足点，它使“物”的艺术发展了起来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艺术的语言——现成品。

生物艺术——我们现在暂时先这样称呼，也许以后会改变说法，或者直接称呼它为艺术——都是与“物”这一关键词有关，但又开始了“物”的新的艺术解释系统，即：它并不是探讨“物”与它物在一起时的外部语义，就像我们现在称为的当代艺术那样，哪怕是波依斯在卡塞尔文献展上种七千棵橡树这一行为，虽与生物有关，但还是以树这一物来说绿色环保的问题。如果我们用这种当代艺术的习惯来观看王大宙的展览，也很容易将他的作品引向 “汽车时代的城市问题”那种人文主义的批判之中，但王大宙的展览改变了这样一种观看艺术的方式，他从“物”向外部的意义伸展转到了“物”内部的再塑造，他把任何的物——这时是小汽车——并不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而是看成一个生命体，带“活性”的“物自体”可能是新新康德主义的开始——我就是从这样的方向上去推动它，这时的“物”不再是被人使用的东西，而是与人之间的对话，并且是彼此间生命体的依赖关系，创造了“物”就像创造了人那样，正是这种“活性”使“物”的艺术从此在生物学意义上注入了新的思维。也就是说，作为艺术种类的“生物艺术”，当然它的背景是生物科学的发达。克隆技术，转基因，基因合成生物都直接是“生物艺术”形成的条件，也使这种艺术成为了生命样式，而生物艺术之后，想象生物现象及生物间的关系更成为了艺术创作的母题，我们不妨说，《auto-clinic/王大宙生物艺术展》是在促进这样一种艺术母题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