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蔚从博物馆取回破损的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心灰意冷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向他提出展出这幅画的会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theSolomonR.GuggenheimMuseum)。一直以来，世界级的收藏机构对红色主题的画作兴趣颇为浓厚。自1979年英国伦敦UniversityofWestminster开办了“中国政治艺术与流行文化”的展览后，欧洲的艺术界开始了对中国红色主题艺术品的深入研究。这样的关注，为此类画作附着了更深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便是被广泛探讨过的昂贵的原因——画作存世量少，质量上乘，兼具史料价值与年代特色。

所有的红色主题画作都很昂贵吗？答案显然是不。分析人士称，同一时代诞生的红色主题画作会因为客观的原因产生价格上的巨大偏差，一些身价千万，另一些却可能遭遇流标。中国第二代油画家刘春华的 《毛主席去安源》在1995年就以605万元的天价成功拍出，而与他同期的几位画家却没有如此好运，成交价一直低迷。然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衡量，同时期画家在构图、用色、绘画手法、认真程度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差异。那究竟是什么在主导画作的身价？

《毛主席去安源》一问世即被称为文革时期的经典作品。短短数日红遍大江南北，单印刷品就有九亿，创下了世界上油画复制之最。这也许可以解释买家们关心的问题。画作在当年的宣传力度如何，因主题涉及的历史事件而引起的政治地位高低，有无广泛的印刷品流传于世，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上占据多大的篇幅，是否获得重要的奖项，在百姓间的知名度如何，都是红色主题画作昂贵与否的重要元素。

此外，刘春华的第一次天价成交经历，带给了他多米诺骨牌般的连续效应。收藏界以605万元为标杆，将他的红色主题画作置于百万天价系列的范畴内。2006年，他的作品《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以181万元拍出。这样的好运仍然未降临在其他同期画家身上，如此不均衡的现状也向买家传递一个信息：高价的熟面孔会继续维持恒定的高价。做熟不做生的生意经再度触动了买主们谨慎的神经。

与眼光敏锐、下手迅速而精准的拍卖会买主不同，纯粹的红色主题艺术品收藏家构成了另一块与世无争的群体。艺术家薛松就是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薛松开始临摹油画。画册上色彩浓郁、充满了舞台式构图意味的英雄题材的油画陪伴他完成了对艺术最初的自我表达。时隔二十年，已经成为先锋艺术家的他在一家老店发现了当年那张画的原作，当即买下。由此也开始了红色收藏历程，这一年是1998年。

十余年里薛松花费数百万收藏了二百余件物品，包括油画、素描手稿、胶片、雕塑和宣传画。在这些物件里，他最喜欢的是名作《就义》的画家冯法祀的素描手稿。收藏红色主题艺术品已经成为薛松生活的一部分，这更像是一个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习惯。挑选物件儿的眼光也与学习油画时受到的苏联现实主义风格的启蒙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市场的因素并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不进拍卖行，似乎已经成为这个小圈子默认的习惯。在问及他怎么看待天价油画时，他表示这些画作的史料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它们被收藏起来，并不是挂在收藏家书房，而是为日后建立博物馆或进行主题展览提供展品，相较于个人喜好，有着更广泛的用途和意义。

红色狂欢能否继续

英国作家毛姆在描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时，曾借其《在中国的屏风上》一书中内阁部长之口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领教了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壮大盛况的洋派青年归国后，把千年基业连根拔起，却找不到任何东西足以替代之，礼崩乐坏的年代里信仰逐渐丧失，再无圣贤。这是近百年前处于巨变酝酿期的蠢蠢欲动的中国，却也多少可以用来形容时下经历数次变革后仍然在变的中国。

这样的变化持续了六十年。特殊时期的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全盘消失。然而曾身处其中的人们却仍然在世。现实的状况谈不上礼崩乐坏，却再无圣贤和信仰。经历过五十年代单纯与六十年代炽烈、七十年代压抑、八十年代释放的民众从一系列以建国六十周年为由头的红色潮流中多少可以寻找到些许宽慰。

2009内地电影界的关键词即“献礼片”。《建国大业》的预告片一出炉，就预示着上映后院线将长线飘红。此外，五十余部同类题材的电影接连上线，为文化艺术界奠定了今年的红色基调。大环境加上民众红色情绪的回潮，对即将到来的秋拍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距离2009年10月1日，仅有65天。像一只不断向上攀升的温度计，红色情绪的热潮会否到某一顶点就戛然而止？

歌德拍卖油画部的赵丽表示，时下的委托方都非常理性，即便是希望有个好价格，但更多的是想在不断的换货中收藏到自己心仪的作品。六十周年国庆对红色氛围的营造有了很好的预热，而此类艺术品的特殊性，造就了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时效性。赵丽强调，时效是否减弱、经济的起伏不定等外界因素依然不能影响到真正的好作品。

而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的策划人、同样也是拍卖行顾问的收藏家卞亦文则认为，这些天价的油画并没有达到与其价格相符合的艺术高度，六十周年国庆的大前提下市场的浮躁使得收藏失去了本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