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之后，许多饱受“文革”磨难的老艺术家回到了他们的领导岗位上，他们作为整个社会思潮的代言人，不仅在思想上肃清“文革”的余毒，而且在行动上开始着种种拨乱反正的工作，包括清理“文革”时期的一批美术作品。如革命博物馆清退了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中国美术馆清退了沈加蔚的《为伟大祖国站岗》、杨力舟和王迎春的《挖山不止》等等。而其他许多地方公家单位中产权不明的一些藏画，小到俱乐部、礼堂，也因不招人待见而去向不明。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有心人，如果说画家拿到这些被清退回来的作品，不管有用没用收之箱底，是因为曾经付出的劳动和情感的作用，而那些与之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将这些似乎带有“罪过”的作品收藏起来，其动因可能就难以说清楚。当然，这是不能用今天的财富观念来解释的。

当靳尚谊先生1969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北京地铁创作了《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这幅他一生唯一的工业题材作品以后，就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去向。这也正好像庞涛等3位中央美院的女画家1973年为北京饭店“临摹”了汕头业余画家的年画之后就不知道其所踪一样。这些收藏者一捂近30年，而他们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作品在今天与巨大的财富发生了关系。至于今秋出现的萧淑芳、蔡亮所画的与天安门上毛泽东标准像一个版本的毛泽东画像，也让人们看到了这一时期作品的民间收藏仍然是一个无底洞，因为这类标准像在当时是不计其数。最近，靳尚谊的《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在拍卖会上以2021.6万元成交;蒋兆和作于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拍出1904万元;王式廓的《血衣》草图、素描65幅拍出1120万元;孙慈溪作于1977年的《天安门前》及7张创作草图拍出1125.6万元;程十发创作于1958年的连环画《欢迎毛主席》以358.4万元成交;而普通的一张佚名的宣传画也能够拍出60万元以上，人们不禁发呆。发生在这几天北京秋拍会上的故事，用一个又一个具体而诱人的数字勾连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加上“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展”在上海开幕。

美术创作中的主题创作自延安以来奠立方向，走过了新中国60年的历程。60年来风雨兼程，形成了一段曲折而有变化的历史脉络，各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都印证了这一历史中的社会和人文。几代艺术家在主题创作领域内的创造，凝聚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变化，这是一批与历史相关的艺术作品，是经过历史淘汰之后复还在世的艺术作品，是经过重新认识之后获得市场认同的艺术作品。当西方人把这一时期的中国认为是“红色中国”之后，许多人也把这一时期的美术称为“红色美术”，而现在只要是“红色”的又惯常称为“红色经典”，往往一冠以“经典”则暴露出商业的目的。

从革命性到战斗性转化为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现在，“革命性”和“战斗性”以及相关的历史已经成为现成的商业资源，正如“当代艺术”对其不断地挖掘和利用一样，“红色”表现出了无限的“钱”途。当“红色”今秋飘红的时候，又促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艺术重新认识，也让人们以此为镜鉴来反思当代的美术创作，尤其是革命历史主题和重大社会现实主题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