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江苏省南通市人。1955年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南开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文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20世纪的艺术界有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它蛰伏着、潜行着，最后成了排山倒海之势，致使从古希腊到罗马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主义艺术荡然无存，而从事古典艺术的人们步履艰辛，飘泊栖迟。

有意思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似乎对佛家的禅宗、老庄的言说情有独钟，以为与东方之智慧不谋而合，其实在误解基础上，他们的艺术实现，与佛、道取舍异殊。那佛家的悟道沉痛、广大慈悲，来源于他们证得“四大皆空”后的彻悟，禅的静思是远离“我执”与“法执”的大自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论家们，也主张期待“朝向沉默的运动”(伊哈布·哈桑语)，这大概也有些悟道的成分。庄子中有老龙吉者，彻悟大道之真人也，却悟而不言，不言而死。可是那蜂蝶随潮的后现代们却是永远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反是处处让我们看出他们的烦恼障，常使他们沉入深不见底的心灵的苦痛渊薮而不能自拔。这就与佛家的清净世界、“能除一切苦”南辕北辙了。道家要证得“无”，要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与后现代的喧嚣、恣妄和无所不破坏、无所不解构，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盛极一时的“坏女孩”、“垃圾女孩”、“愤怒的年轻女性”，说明白一点就是暴露狂，据说为的是使社会理解妇女之境遇，实质上正中社会上登徒子们的视觉快感。初为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却恰恰适应和助长了男性中心主义，这种二律背反，在后现代的作品中屡见不鲜。这难道和当初杜桑的名言“性即人生”毫不相干吗？

后现代主义者的艺术在实施过程中的二律背反，不只是普遍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起先的口号大体包含着愤世嫉俗，鞭笞社会弊病，痛恨既有的制度、规则，对传统经典主义的釜底抽薪式的否定、对社会边缘族群(包括妇女、囚徒、义务兵、同性恋者、医院中贫穷的患者)的同情，这在福柯的理论中最为鲜明，他所谓的“异在者”，我以为正是指的被社会所遗忘的角落的人群。福柯怀疑一切，无论它们貌似多么“科学”。

当然，后现代主义最初也不无对后工业时代来临时社会伪善的批判，但是以丑恶的手段来进行反讽，丝毫不足以杜绝已然存在的丑恶；对传统的叛逆，也只会使整体社会不再有“主敬”的虔诚。而乖张、荒诞更无法缔造一个宽容博大的新秩序，淫秽之行为艺术，只会使社会更加沉沦。一切以自我宣泄为出发点，忘记了他们反对古典艺术霸权时的初衷，一味地膨胀自我，一旦应时得势，必然树立了新的后现代主义的霸权。这种霸权也许并不凭借政治的力量，集体的盲动和混乱，却足以使一些精力旺盛而坚牙利齿的角色声名鹊起。德里达正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并且反过来影响了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德里达便被拥为“最后的思想大师”，成为了解构主义的旗帜，竟被社会前沿的学术界视为自柏拉图以来改变了西方思想的无可争议的领军者。

金钱、拜物教是资本社会的宗教，而超前消费、次贷消费，则是拜物教祭坛上的鼎脔。金钱的诱惑无所不在地引导着社会的普遍道德指向。后现代艺术很快销声匿迹，无比庞大的资本诱惑，迅捷地使思想家们、艺术家们就范。

当后现代艺术发生了如此质的变化之后，后殖民主义的阴谋家们登场的时节便来临了，后现代艺术的清高一夜之间变化为庸俗的时尚之物，另一种的媚俗很快取代了后现代艺术发源之初恨之入骨的昔日的媚俗。凭借着巨大的、覆盖全球的网络系统，审美标准的彻底丧失使文化垃圾大行其道。如同薇干菊一样，飘浮到世界各地。

今天，金融海啸突然来袭，它所向披靡，无远弗届。虚假的膨胀的社会消费，缩水之快，如广漠以吞小溪。而在资本主义缝隙中求生存的后现代艺术的临终之日也渐渐逼近，曾几何时，艺术是艺术，垃圾是垃圾的最简单的逻辑，也会复归本位，谓予不信，今日绘画之市场，竟是谁家之天下？真正的艺术家们渐渐复苏，而怀揣机心的甚嚣尘上的画丐，不免三缄其口。高谈阔论或强词夺理不会是真正的艺术之母，而“美言不信”，渐渐又被人们视为真理。艺术靠的是纯真的心灵和精绝的技巧，靠的是诚实的观众和公允的评论。后现代主义的一切都烟云过眼、都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