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圈似乎又卷入了一场历史漩涡之中，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大风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搅起了小漩涡，画廊倒闭、艺博会下滑、拍卖下跌，当代艺术市场在繁荣了几年后第一次面临了切切实实的经济危机。当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危机，并不只是国际金融风暴所致，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全球大背景反而掩盖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本身的缺陷，以至于让人们不去反思这种有缺陷的艺术市场。再说，这场金融风暴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市场所导致的。因此，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泡沫本身就是导致全球金融风暴的一个因素，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虽然艺术市场在经济总量上不足以对整个经济大盘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据说，市场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涨就有跌，有繁荣就有衰退。因此，对艺术市场发表的任何观点恐怕最终都是无效的，如果站在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立场上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没什么可争论的，因为是市场规律而不是具体的人导致了这一切。

因此，既然人们在讨论艺术市场，就已经是站在市场合法性的基础之上了，因此讨论及其引发的争论的焦点也就不是要不要市场，而是除了市场，还需要什么。也就是说，在目前，强调艺术市场的为当代艺术带来的某种合法性，追认艺术市场曾经的历史贡献，这些观点，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态度是没什么可说的，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观点上，则滑入了一种不反思的思想状态，以为存在即合理，进而为现状做历史目的论的辩护，甚至反对任何对现状的批评观点，这无疑又是一种隐秘的历史决定论。

这套话语的最显白的施行，就是敝国执政党为了论述其执政的合理性，拼命强调它的历史功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讲到改革开放，讲得红光闪耀，但就是有意忽略了那些历史的暗部。这叫做宣传，宣传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俗话“维稳”、“河蟹”。当然，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市场功德论者也不至于如此不堪，除了那些彻底的唯利是图者，理性地强调市场的功绩，并认为市场会以市场的方式解决目前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好歹也是有信念的，信仰市场的万能。市场确实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市场使一部分艺术家暴富，也让大部分当代艺术从业者过上了小康生活，市场也支持了艺术活动，这些是毫无疑问的，恐怕没有谁愿意回到就着咸菜喝老白干、大家凑钱出画册的生活中去。更重要的是，市场——通过流通和收藏——促进了当代艺术的传播，并保存了一部分艺术作品，总之，中国当代艺术搭上了市场经济改革这班车，实为幸事。七十年代末的解放思想、对外开放促成了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出现，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对于这些观点，没有人会否认，对于当时的历史推动者，也没有人能够忽略。

但是，千万别指望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法制缺失、运作不透明、资本与权力勾结，等等问题也同样地出现在当代艺术市场中，如互炒、假拍等等。市场虽然解决了美协体制下的不公正，但却带来了新的恶，如果看不到这些恶，不是太天真纯洁，就肯定是太老谋深算。

关键是如何避免这些恶，而其前提就是像正视市场的功绩一样正视市场的恶，而不是报喜不报忧，也不让别人报忧。严肃地批评市场之恶的人，其实都不是什么仇富者，有钱当然比没钱好，但是只有钱肯定是不行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所以，追问“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无疑是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漩涡中，除了巧言令色地护盘托市，肯定还得需要做点什么，起码需要表达出对恶的批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批评观点都值得一提。在各种观点中，最保守，最投机，也最虚伪的一种是又祭出了“灵魂”这个词，用“灵魂”来对抗资本，就像是用神学来应付现代社会，令人想起义和团。实际上，艺术圈内奢谈“灵魂”者，经常是投机者，能从市场捞到好处的时候就玩“低和浅的游戏”，捞不到好处，或者眼红别人捞到更多好处时，就谈“灵魂”。就像阿Ｑ那样，合计着“革命”能分到“许多好东西”就要去革命，“没有自己的份”就要去衙门告一状——不知道鲁迅会怎么看阿Ｑ谈“灵魂”，或许是阿Ｑ自我反省的表现？

一旦较真起来，实际上，市场是无法自动解决很多问题的，特别是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上。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是价值的反映，虽有涨跌，但价格最终会趋于价值。但这一套完全无法运用到艺术市场上来，因为艺术品的价值，尤其是同时代艺术作品的价值是无法转换成商品形式的价格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要拿艺术去抵抗资本的物化力量。艺术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又不得不用金钱来衡量，这或许就是艺术市场的悖论，也正是这种悖论，投机、做局才有机可乘。

在这个层面上，符号经济学的分析才显得必要。艺术品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以符号价值为主导的商品，在所谓的艺术价值的背后，除了本身的无法量化的审美价值与一定的使用价值（如补壁功能），更多的是符号资本的运作所带来的，如江湖关系、媒体热度、学术影响等等，艺术品的价格是对艺术家的符号资本在经济场域中的最终确认。因此，所谓做局，实际上就是先“做”符号资本，搞定媒体、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史学者等等，再操作市场，兑现这些符号资本，然后再次循环下去。

既得利益的实质就是不断循环的符号资本，虽然可以说“利益”、“资本”这些概念都是中性的，但是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维护着既定的符号权力背后的话语，最终将导致的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与价值观的单一。在中国，由于政治强权的参与其中，这种状况尤其明显，所谓资本与权力结盟、贫富差距及一系列社会裂缝的不断加大，根源都在于没有一个维护社会公平的程序机制。中国当代艺术圈也不能幸免，艺术场也越来越权贵化，资金、展览、媒体，乃至美术史的篇幅越来越趋于垄断，这可不是先富起来一批的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符号资本的循环垄断已经阻碍了文化及艺术的开放发展的问题。

实际上，成功者并不能完全代表既得利益，“成功学”才彻底代表既得利益，批评既得利益的根本在于批判既定话语。

如果可以把当代艺术——或者说理想形态的当代艺术——规约为不断质疑既定话语的艺术实验与实践，那么批评既得利益不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其本质属性吗？历史的任何一次推进，注定要打破既得利益，这或许也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市场的危机最终会由市场自身来解决，但另一方面，这场危机或许就是历史的契机，正如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是实验当代艺术与市场关系的契机一样，目前的这场还没有消退迹象的经济危机正是站在市场的肩膀上去反思更多问题的契机。

总之，摆在眼前的，除了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艺术市场的问题之外，需要讨论的还有很多，其中最为首要的是形成一个论域，一个公共空间。不要指望当代艺术变成文化产业就合法化了，合法化的标志是言论自由的事实的确立，合的是宪法，而不是王法。在这种合法性尚未真正获得之前，只能寄希望于当代艺术自身论域的形成与拓展，在这个基础上，人权层面上的合法化才是可欲的。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论域被历史事件掐断了，九十年代的学术理论论域被市场消解了，2000年以来，所谓批评的失语就是论域的消失。现在，到了重建一个论域的时候了，有一个独立的论域，某艺术家是大师还是明星，某出版物是巨著还是垃圾，某言论是洞见还是做秀，等等这样的问题才有一个讨论的平台。有一个开放的论域，各色草民才不至于躲在网名后面谩骂，权威人士才不至于把一切批评的声音都宣判为人身攻击。总之，有了一个公共的论域，批评才是一种“中性”的学术言论，争论的各方就没必要见面就脸红了，是为公器而不是私利，何必脸红呢？

这场历史的漩涡，说不定就是历史的旋进，只要人们想去推动，而不是只在搅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