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指以假乱真的艺术品，在直觉上同真品很难区别。它们或用于牟利，或用于馈赠，或用于炫耀。艺坛学子和名家往往有临摹古代书画或仿制古玩的爱好，如米芾临《中秋帖》，仇英、张大千临《清明上河图》。这类用于练习的摹本和仿品不在赝品之列，不过一旦作为商品或礼物并号称真迹时，就成了赝品。

赝品充斥着国内外艺术品市场，由于真假难分，防不胜防，致使收藏活动充满了陷阱。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一件被视为赝品的拉斐尔油画，近期被鉴定为真迹，价值高达2500万英镑。作品本身没有变化，身价却翻了一万倍左右，这就是真品与赝品的差别，也是制作赝品的利益驱动力。即便是赝品，如果临摹的是名家名作，也可能会获得暴利。2007年，一幅出价1000英磅的伦勃朗自画像赝品在英国拍卖，众多竞拍者在卖家声明是赝品的情况下竞相喊价，匪夷所思地以220万英磅落槌。此画雪藏若干年后再抛出，会有更愚昧或更精明的人自愿上钩。

中国工艺赝品可以追溯到周代。《韩非子》记录过一个故事，说是齐国讨伐鲁国，胁迫鲁人交出谗鼎。鲁人交出的鼎声称是真品，齐人判定为赝品，双方各持已见，最后不得不请负责礼乐的官员进行鉴别。宋元明清都是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作伪的高峰时期。秦始皇的传国玺在五代或北朝失踪，然而仿制品却屡屡现身，不绝于史。直到乾隆皇帝即位，才将伪造的传国玺剔除。2009年，乾隆皇帝“八徵耄念之宝”玉玺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4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这枚玉玺一直藏在北京故宫，何以在伦敦拍卖？奇怪。

古代赝品的作用不全是负面的，它具有传播功能。不仅传世的王羲之《兰亭序》和顾恺之《洛神赋图》都是宋代摹本，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有人考证也都是宋人手迹。由于传播手段的空缺，许多私家收藏的古代杰作被埋没了。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奁画，画面柳树随风飘荡。由于奁盒藏在深闺，无人知晓，艺术家的匠心被埋没了几百年之后，才重新出现树枝随风飘荡的画法。唐宋时期的名作流传到明末，经眼的画家只有几十人。这使得古代书画不容易及时地产生影响，因而摹本的作用不能低估。即便临摹走样，只要有品位便有价值。一些人认为，传世的《兰亭序》不仅不是王羲之的原作，甚至不是王羲之的书风。有关争论差不多已经变得无所谓了，有所谓的是其秀美书风既成事实地影响了中国书坛一千多年。宋代以前的名家字画，很多都是借助仿品和赝品来支撑的。正是有了仿品和赝品，扩大艺术的传承面才成为可能，古代书画艺术才不会失之于抽象飘渺。在国外，这种情形同样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勃朗展厅，有不少平庸的画面是代笔或摹本。其作用在于补壁，让不懂油画的观众在展馆拥挤的时候都有看的对象。

当下，中国的山寨文化同古代偷偷摸摸的造假活动相比，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连高科技也进入了造假行业。比如仿制的陶瓷经X光照射，每秒钟能将釉面老化程度提高二百年左右，以致业内人士认为而今的赝品连神仙都识不破。据调查，当今从事古玩书画买卖的生意，利润已经远远超过了贩卖毒品和军火。古玩书画市场的真品，有人认为只占5%，有人认为只占1%，有人认为只占万分之一。另一方面，真假难辨的高仿品越来越多。洛阳孟津县村民高水旺制作的高仿唐三彩俑，连国家级专家乃至仪器都分不清是真是假。高水旺因而当选为中国文物学会理事，获得“河南省民间文化杰出传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在人们赞扬其杰出技艺的同时，不能不反问一句：在传承技艺的同时，这种批量生产的仿制工艺，该如何有效地避免成为无良商人而敛财的工具呢？

艺术界赝品的泛滥，既同艺术品价格高得离谱有关，又同中国人热衷于向后看的文化观有关。尽管三十年来朝野都在主张创新，但却抑制不了模仿古人和他人的积习。为什么画家宁愿耗费毕生精力去画假画和造仿品，而不去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这表明艺术的奖励机制出了问题。赝品泛滥的背后原因是一团乱麻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各类美院的学生，每届总数不下3万，八成以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即便怀有高超的技术，能够变成职业画家的百不见一，参与制作赝品在理论上是他们谋生的一条出路。附会名家的赝品常常是行贿受贿的证据，好事者和暴发户是这类赝品的收藏者。对好事者和暴发户进行专业启蒙教育是一件难事，而根治行贿受贿的社会弊病则难上加难，因而赝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杜绝。

输入“古玩打假”，在百度上搜索有13.6万篇相关网页，在谷歌上有31.4万条结果；输入“书画赝品”，百度有104万篇，谷歌有454万条。尽管中国人抵制了至少两千多年的造假作风，呈现的却是不断上升的态势，而今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收藏爱好者据统计有7000万之多，他们大都冲着“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信条在从事收藏，同时认可古玩字画不打假的行规。当一种非正常现象成为正常现象的时候，所有的说教都会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