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04年，原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 库珀. 雷默在有关“北京共识”的文章中曾使用过“中国模式”此概念。除此之外，还有一本近年来被国内外媒体炒的很热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书中作者提出，过去两百多年间一直是由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但在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崛起，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再是唯一选择。作者认为新世纪将进入一个现代性并起与竞争的时代，而这个新世界的主角正是中国。由此，这些因素引发了近年来其他很多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热，并且随着国内媒体和学界的日益谈论，这个话题一直成为很长时间内的焦点。

到底存不存在艺术市场的“中国模式”？

首先是当代艺术市场的生长到底存不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据相关统计数字，中国GDP在这些年头里翻了31倍。从特快列车的软卧车厢，到国内新建的高级宾馆，无不让到中国旅游的老外对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感到傻眼。无独有偶，当代艺术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呈“井喷”状态，艺术家作品从单幅作品几千元到拍卖至上千万，一个二线城市的艺术节都可以从包火车车厢到包整架飞机，并提供豪华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同样可以让老外感到震撼至极。

国内相关学界专家认为市场经济的引入是GDP“恐怖”翻倍的原因，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表现让人更加确信市场机制是超高效的资源配置体制。专家指出，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大致有两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再是城市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一时期本质是政府逐渐放出市场经济。二是从1994年至现在的分税制改革，政府每年财政收入实质上几乎以超过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快速增加，有些年甚至超过GDP增速的3倍。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来，政府控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专家的观点无非想说明，30年的改革过程，政府的强势主导，统御市场，随着卷入市场的越来越深，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国模式”发展，这种模式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非同于一般市场经济。政府几乎无处不在的参与市场，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2008年以后的刺激计划实施中，政府成了全社会内部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

然而当代艺术市场却与市场经济相去甚远，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国际藏家的退出，当代艺术市场曾经一度“疯狂”缩水，不少当代艺术画廊因为金融危机而倒闭关门，天价艺术家代表的F4也在各大拍卖场上“过山车”式的滑落，各大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成交额也不尽如人意。似乎当代艺术市场并没有想象中的“市场经济”得那么厉害。中国当代艺术院的艺术总监叶永青曾在日前的“建构之维”- 2010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的研讨会上指出，这些年的中国艺术更像个残疾人，它只长出一条腿，这条腿就是市场，而另外一条腿一直没有长出来。那么市场的这条腿的特殊性在于当代艺术早期的市场是靠国际藏家撑起来了的，金融危机对于当代艺术市场的最大影响在于国际藏家的退出，这样一来，失去国际藏家的大腿支柱一下子变得晃荡不安。我们看到传统书画与古董在金融危机后短时期的强势回暖，国内藏家的“绝地反扑”一下子轻而易举的撑起了整个传统书画与古董市场。但是国内藏家的资本并没有大量进入到当代艺术市场的层面，因此迟迟不见市场“V字形”的惊人反弹。

当代艺术 “放牛班”的春天快来了

但是这不意味着当代艺术市场会重蹈日本泡沫时代的覆辙。在去年的秋拍中，当代艺术明星成交最高价由曾梵志的《无题（医院系列）》以1686.2万元所创，这个成绩在艺术家个人拍卖成绩排行第二。“F4”的张晓刚则是在北京保利春拍中，由尤伦斯夫妇提供的《血缘大家庭系列》以1680万元人民币成交。方力钧年度最高价作品由作品《1994 No. 6》以403万元成交于香港佳士得，表现平平。而岳敏君则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帽子系列——才子佳人》拍出562万元，这个成绩也只在艺术家个人拍卖成绩排在第20的位置。王广义则有《可口可乐(三联幅)》在罗芙奥的台北2009秋拍上拍出305.6万元人民币，此成绩是艺术家个人拍卖最好成绩的约30℅。

再对比一下已结束的2010年的春拍，佳士得香港的夜场取得罕见的100%成交堪称奇迹，其日场也一直拍过了午夜。从整个春拍成交结果看，曾梵志的《面具》系列拍到1729余万元，刘野的《金光大道》拍到1684余万元，“F4”的张晓刚《血缘》系列拍到840万元，岳敏君《在湖上》拍出1290余万元，王广义《艺术与权力》拍到633余万元。曾梵志的劲头依然强劲，刘野的1600多万则创下新高，“F4”的经典作品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价格。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一代艺术家也创新高了，成交价上百万元的阵容已从09年春拍的将近10人达到现今的十几人。 这样的喜人数据无疑让人免去当代艺术市场“春天”不再回来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