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今年4月3日，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上，将推出“尤伦斯当代艺术收藏”拍卖专场，所拍的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都是尤伦斯在中国苦心经营二十年收藏中的精品。此外，尤伦斯夫妇还将让渡董事会管理权限，正式退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该中心位于北京东郊798的核心区，是集展示、学术报告、艺术档案收藏、艺术品购物、咖啡、餐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设施，是唯一一家收门票的美术馆，落成不到四年，俨然已成京城的文化地标。

尤伦斯夫妇从中国当代艺术圈淡出，并非个别现象。据业内人士预测，尤伦斯的撤退肯定会对西方及国内的艺术投资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其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雪崩”效应。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价格动辄数以千万计的被称为“四大金刚”、“F4”等大腕艺术家当首当其冲。

而随着他的退席，一个可预见的发展是，火焰熄灭，海面上升，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虚火被浇灭，回归正常水温。如此一来，不仅短期内难以回暖，即使未来某个时期呈现回暖迹象，也不大可能回到当初的热度。正如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全盛期，包括凡·高的《向日葵》在内的世界顶尖艺术珍品纷纷落入东洋人的彀中。但随着泡沫破灭，眼瞅着这些艺术品旋即流出，重新挂回东京大百货店里商业画廊的墙上几乎已不可能。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中国当代艺术挣扎于冰火两重天的现实久矣！一方面，部分成功艺术家声名显赫，点石成金，坐拥数千平方米的豪华工作室，雇佣大批艺青助手，以“前店后厂”式的集约化方式量产着“艺术”。有的价格千万级的画家出外写生，动辄率领一个偌大的团队，不仅衣食住行周到安排，其间各项工作、生活内容，均被随行的海外大牌导演摄影师摄入镜头，制成纪录片，待田野项目结束后，随画展一起放映。如此排场，即使是毕加索再世，怕也断难望其项背。但另一方面，艺术的价值等同于价格标签，艺术创作的创造性劳动为商业画廊策划的“项目”的执行所替代，当代艺术被窄化为几个成名艺术家的造型符号。中国在坐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同时，就其与当下社会现实全然脱节，仅作为海外基金会-商业画廊-拍卖会-炒家的产业链定制生产的物化产品，其实已经与前卫艺术无关，本质上无异于笔者小时候的户县农民画和农村逢年过节便买来张贴的“年年有鱼”之类的浓墨重彩的吉祥年画。

说穿了，除了作品价格呈几何级数的奇迹般飙升外，艺术跟国人的生活真没多大关系，这点随便看看你所居住的街区的新建筑群的式样、品质，看一看日常生活中吃穿用度的毫无设计感可言的小物件即可明白。十多年前，革命老作家王朔曾半开玩笑地说：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美术这一块”；上海画家孙良则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收藏家其实都是炒客，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真正热爱艺术，还没有把艺术当作生活的需要……今天的中国人是没有什么艺术品位和标准的，生活目的就是赚钱，所以在这个国家没有艺术可言。”

那些十年前还因表演行为艺术而到处为警察、联防驱赶的光头艺术家们，一朝体制化，不仅从身份上隶属于“中国当代艺术院”一类的新设官方机构，或成为美术学院的院长、美术馆馆长、政府主导的双年展策展人等，连他们艺术创作题材，也迅速呈国家主义“转型”，以至于提到当代艺术，一般人头脑中首先便浮现出“大脚印”宏大叙事的国家盛宴上璀璨夺目的声光造型。发轫于“文革”后期的当代艺术，曾作为八十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锋，敏感、尖锐、戏谑、无厘头，是公认的真正富于革命性的前卫艺术。而随着艺术家身份的体制化和生活方式的富豪明星化及艺术话语的主流化，前卫艺术在终于斩获了政治正确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最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和生命力，而成为商业狂潮裹挟下的一个业种，一种营生。乃至于国人在论及对当下种种迫切的社会问题的表达载体时，已鲜有想到当代艺术者，而多半会想到时评、独立电影和地下摇滚——— 此诚可谓艺术与中国的双重悲剧。(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