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艺术理论界和史学界的一般定义，当代艺术产生于最近二十年，并以当代话题为主旨。可是这样的定义有嫌宽泛，几乎今日的任何作品都可以称为当代艺术。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一个具体方面，采用正话反说的修辞法，来质疑今日流行的时髦艺术，并用性与政治的媾合，来界定时髦艺术，说明时髦艺术并非当代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日大红大紫的时髦艺术，往往披上当代艺术的外衣，以观念艺术为旗号，既在艺术圈内呼风唤雨，也在艺术圈外招摇撞骗，实则涂污了中国的当代艺术。

一、性与政治梦

正话反说的修辞法，来自一个同事给我的灵感。那位同事在美国一高校主讲政治学。有人问他：“什么是政治学？是不是教学生怎样竞选？”要回答这问题比较困难，因为属于政治学的东西太多，于是同事便用简练的方法，从反面界定这门学科，就象罗丹制作巴尔扎克雕塑，大刀阔斧砍掉多余的东西，结果便有了“什么不是政治学？”的话题。

因过度思考时髦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关系问题，我近日忽得一梦，在梦中升华了来自那位同事的灵感，遂有题目“什么不是当代艺术”，并在梦中发现今日艺术中的时尚潮流，是性与政治的媾合。我梦见我做了一个刘胡兰的雕塑，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女被我弄得露阴爆乳，象个抵死玩性虐的变态波霸。连傻瓜都看得出，我这是在玩政治，在玩解构和颠覆的艺术政治。现在不就时兴跟风恶搞吗？我跟的是性与政治相媾合的风。你们说跟风是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的表现？瞎说。Behold，大家都在恶搞，但他们只敢玩小的，无非搞个馒头而已，此乃雕虫小技。我玩大的，别看刘胡兰只有十四岁，别看她的的乳房就馒头那般小，可我玩的是政治，政治的乳房是大乳房，这是大智慧。这玩法，舍我其谁？我玩大了，会有人来卖单，于是我就发了。我若因政治解构而坐牢，正是求之不得，说不定美国总统还会派特使来要求中国政府放人，那么我就成民主斗士了，也许还可以到美国国会去发表演说，去揭露社会的黑暗、去控诉政治的恐怖。哈哈，我这样的天才，五百年才出一个。

当我满口癔语从梦中醒来时，看到枕边放着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也许我把昨晚读的小说与同事的政治灵感混为一谈了；也许我的理论来自后现代时期的解构主义，尽管我没读过几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的论著；也许我的反讽是针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也许我的远大理想在于讨好西方策展人；也许我的实际目的旨在将作品卖给港台和南洋的画贩子。也许，也许，这么多政治的也许，即便我的梦在也许中醒了，我也要好好享受这也许的假寐。

享受至此，我得拱手，向梦中那些时髦艺术家们致歉：也许我不该说那么多也许的癔语，若有冒犯之处，先谢罪。不过，也许这冒犯还会让已经时髦的艺术家更走红，我不在乎醉后添杯，愿替大家做免费广告。

当然，做免费广告之际，为了时髦艺术家们的安全起见，我也不忘提醒一句：在北美和西欧这样的法制国家，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描绘和暴露未成年人的性器官，并公开展示这样的作品，会被控以儿童色情罪，会吃官司坐牢。也许只有在中国这样无法无天的共产主义大同国度里，艺术家才有贩卖未成年人色情的自由与人道，也许这就是今日中国时髦艺术家们的民主和政治特权。

二、政治的模仿秀

从上观之，要想时髦，方法不少，性与政治的媾合便是一种。当今时髦艺术家的集体特征是跟风抄袭。跟风是时尚的潮流，跟风可以不用脑子，可以博得喝彩，可以卖钱。从小处说，人生一世，总得找机会体验至少一次作海盗的冒险愉悦；从大处说，若无盗版，何来民族产业。

今日以性为招摇的时髦艺术家，所盗者为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政治学。于是，时髦艺术便有了当代艺术的外衣和观念艺术的旗号。

也许时髦艺术家们不服这种说法，会认为其缪大焉。那好，我们就看看被盗者的说法。英国学者朱利安·斯特拉博拉斯著有《当代艺术：一份极短的简介》一书，他在开篇就为当代艺术下定义，说西方当代艺术存在于一个自由地带，艺术家在那里进行反思并玩智力游戏（观念艺术的猜谜游戏），他们反对道德、挑战信仰、打破艺术的陈规和体制[1]。这里的一连串动词及其宾语，均为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政治动作和革命对象。

我们今日的时髦艺术是怎样抄袭西方当代艺术的？对今日中国美术来说，当代艺术的主力，是观念艺术。顾丞峰在《观念艺术的中国方式》一书中，归纳了观念艺术的六大特征，可以让我们见识观念艺术之道：思想性批评性当下性、反对对象化（强调主观性和主体性）、反对审美中心主义、崇尚智性因素、摈弃风格、反对收藏[2]。这六者中的第一个特征，便道出了政治盗窃和艺术抄袭的嫌疑。当然，顾丞峰是从正面肯定当代艺术的政治性，我也肯定这一点。但是，我想借顾丞峰的话，来指出时髦艺术的跟风特征。

再看吕澎的史著《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作者在最后一章《观念艺术》中，对当代艺术语境里的观念艺术，做了如下判断：“九十年代的观念艺术没有哲学背景、没有理想目标，没有学理逻辑，没有合法支持；有利益背景，有政治目的，有权力较量，有不合法的问题”[3]。吕澎是从正反两方面说话，那利益背景、政治目的和权力较量，无不道出了时髦艺术的跟风嫌疑。虽然吕澎说的是十年前的事，但今天又何不如此？

披着当代艺术的外衣、打着观念艺术的旗号，今日时髦艺术的跟风，莫不是一窝蜂去抄袭那些大红大紫的恶搞作品。在这时尚的大潮中，时髦艺术家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艺术嗅觉和政治敏锐。例如，他们一看恶搞伟人可以走红画坛，便急急忙忙去画穿开裆裤的伟人，并让其阳具从开裆裤里耷拉下来。这些聪明的跟风者实在是不用脑子，君不见，死于艾滋病的美国著名观念摄影艺术家梅泊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 1946-1989），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玩过这类暴露阳具的把戏了，更不要说在今日中国艺术圈这类把戏也早已泛滥成灾。

三、性变态的玄学政治

跟风归根风，总得跟出深度来。也许，这深度来自当代时髦艺术家们对玄学译著的恶读，来自时髦批评家们的酷评。何以有此言？从上面的理论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艺术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针对当下现实的哲理反思。无论是否批判当下现实，哲理的反思都成为当代艺术的要义。不过，哲理反思的说法也一样有宽泛之嫌，因为无论怎样蹩脚的作品，在酷评中都可以被赋予思想内涵（所谓“过渡阐释”即是），于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当代艺术。若用老话来讲，当代艺术就是个没主见的小姑娘，只能任由别人打扮。

时髦艺术家们深得当代艺术的此一真谛，故专注于性与政治的媾合，以此作为平庸之作的化妆术。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十四岁的刘胡兰露阴爆乳，而且还看到了亦男亦女的易装癖。一位大红大紫的男性时髦艺术家，不知究竟是不是同性恋，却每一出场，总要长发披肩、面化女妆，而那赤裸的身体，却又露出男人的天然设备。不管那设备是否已经退化，是否会引起女性发笑，这时髦艺术家却以阴阳玄学来做理论噱头，美其名曰“未分化的状态”[4]，仿佛自己比盘古开天地还要资历更老。果然，这未分化的阴阳混沌立刻就得到了洋人的喝彩，称之为“并不是性别转换的最终产物，而是继续在两种性别之间游移”。这深刻的哲理酷评，不知有几人能领悟其莫测高深的隐喻。

不懂不要紧，时髦艺术就是要用这样的玄学来进行理论的狂轰滥炸。洋人里的中国通也深知中国文化的玄学诀窍，所以继续进行哲理的空袭，说这位阴阳艺术家的面孔中“隐藏着一种周围的磁场被抛弃的危险”。如果读者仍然不懂这句话，洋人便正好可以借机秀一秀中国的拆字术，通过拆解艺术家姓名来告诉你，这位艺术家是“一种模棱两可的随机人物”。这样的人物是政治的，你若不信，洋人便告诉你：“拥有男人之躯、女人之面和女人之手的双重性，意味着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极端，而是在破坏以及摇撼这个两极”、“这是继毛泽东和共产党让理想的身体形象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生根开花之后如何索回‘真’身的一种极端反应”。

图穷匕首见，照洋人的说法，这位时髦艺术家那随机的阴阳之身，是“抵抗的身体”、“共活的身体”、“共享的身体”，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这一连串的“身体”话语，虽然不知所云，但让我联想到了美国先总统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演说，我终于明白，原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维护和宣扬同性恋及性变态的权益，在中国具有如此深刻的政治意义，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式民主的远大理想。

四、美国丑星如是说

后现代时期在西方一度时髦的同性恋和性变态理论，以所谓“政治上的正确”为道德准则，借民主的口号为同性恋和性变态者争取权益。在后现代之后，文化研究继续时髦，其一大研究领域，便是身体。身体具有性别的差异，对西方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异性眼中的身体，是情欲的对象。在男性眼中，被对象化的女性，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存在，而异化为非人之物，也就是所谓的物化。无论是早期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还是后来的女性主义学者，都愤怒批判身体的物化，并将这批判从艺术和文化的层面，擢升到政治的高度。

也许我们的时髦艺术家读懂了晦涩的西方当代文化学说，他们在西方关于身体理论的文字游戏中，悟出了身体以其性欲潜能而具有的政治隐喻。于是，他们用中国的阴阳玄学，加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对立转化的教条，成功超越了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还原了身体的“未分化状态”。这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中，阉割自己的男性设备，削弱自己的性别特征，以亦男亦女的姿态，使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性别（sex），转化为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性别（gender），让身体从被艺术家观照的客观对象，返回到艺术家的主观自身。最后，存在主义哲学里的“此在”与“彼在” 便在这亦男亦女的身体上合而为一，超越性别的新人种就此诞生了。难怪，有一首流行歌曲会唱出“你的身体是仙境”。这样一来，大彻大悟、绝顶聪明的时髦艺术家们，终于获得了形而上的胜利，得以自由穿越两性之间的生理国界，终于让西方策展人拜倒在中国男性艺术家的石榴裙下。

由于获得了形而上的绝对自由，在形而下的现实中，时髦艺术家们便向画贩子大抛媚眼。想当年，画贩子的父辈们，高喊了几十年“反攻”的口号，却每每不能得逞。失败出真知，这些画贩子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举起枪炮反攻，而是高举买画的绿色美钞，与时髦艺术家们隔海呼应，终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登陆，并在所到之处，尽享鲜花美女。同时，时髦艺术也所向披靡，借助绿色美钞下面性的政治隐喻，而成功挺进西方当代艺术的主流和前沿，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目的，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双赢。

时髦艺术家们的跟风动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目的的原始问题，是一个关于生存本能的终极问题。

美国有个著名的拳击丑角曾在电视上谈到这个问题，他对记者和观众说，早在他刚上中学时，有次与人打架，被打得鼻青脸肿。一个对他施以援手的漂亮女生，见他脸上鲜血和鼻涕横流，便在帮助他擦脸时不自觉地露出了恶心的表情。在那一瞬间，这位聪明的少年在美女的青睐和厌恶中获得了智慧的顿悟，认识到当丑角可以谋生。他说：我突然明白我这辈子该做什么了，我今后的谋生方式，就是要去恶心人，对我来说，去恶心别人，就是最佳的生存之道。

经过不懈努力，这位拳击丑角成功了，他每次出场比赛，都被对手打得一脸鲜血，口沫与鼻涕齐飞。他正好再借机做几个呲牙咧嘴的下作表情，将这恶心发挥到极至，并展现给观众，博得全场喝彩，赚的盆满钵满。

行文至此，我该停笔了。最后回应本文题目：跟风的时髦艺术不是当代艺术，也非观念艺术，因为时髦艺术是商业化的产物，不具备人文主义的当下批判性和探索精神，也毫无普世的同情与关爱。时髦艺术之性与政治的媾合，只不过是令人作呕的艺术排泄物。

二ＯＯ七年五月，蒙特利尔

[1]Julian Stallabrass. Contemporary Ar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2]顾丞峰《观念艺术的中国方式》，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年，第12-13页。

[3]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